酒后真的吐真言吗 死去复活来,自然吐真言

发布时间:2020-03-16 来源: 短文摘抄 点击:

  作为一位“漂流”在世界各地的中国诗人,对于故乡、诗歌、中国文学有着怎样的理解?在儒教文化的背景里,怎样“吐露真言”?对此,郑单衣有一份他独特的问卷回答。   ――编者按
  问:请讲讲中国目前的发展,中国诗人处境如何?
  答:让我用一个真实故事来回答吧,我对许多人讲过这故事,它像一则寓言。1995年,我从贵州大学附近的磊庄机场起飞,去了北京大学,机场在我家附近。可3年后回贵阳,我却降落在城市的另一端――龙洞堡机场,一个全新的大型国际机场。我必须穿过整个城市才能回到我在花溪的家。我坐车进城,可一进城就愣住了,出现在眼前的仿佛是一座全新的城市,主要大街都变了样-我在那儿生活了十几年,现在成了一个陌生人,要回家,得问路。这时,我脑子里突然出现这样一个句子――有家难回。关于当下中国,这是一种典型叙述,你也可把它当作诗人们在中国的典型处境。
  (礼拜山,2004年3月19日,北卡罗莱纳大学)
  
  问:中国文学的出路在哪里?
  答:文学的出路从来不是集体性的,也没有任何人可为中国文学指出路。我关心的是,如何准确地表达我自己的内心感受,我的经历,我生活的时代等等,并乐意和人分享我的经验。我的艺术仅仅是我的出路,而不是一个公共通道。当然,通过出版和阅读,每个人的经验都有可能成为公共经验的一部分,但这是另一回事。只要留心比较,你也会发现,大约只有中国人才问这类问题,不光是文学,比如改革,社会制度,电子工业,各行各业。我们都习惯于由“他者” 代替我们找出路,我们总是相信并且暗暗期待出现指路者。我们过分依赖“他者”,而不是自己。具体到文学,也总是会定期出现假先知,打着“为文学”的旗号,指手划脚。从新文学运动以降,至80年代,90年代,都不断有人企图将写作这种非常私人的行为,通过这个“为”字放大,变成集体行动。然后结党营私,党同伐异。“为文学”的出路,变成了“吃文学”,“害文学”的死路。诗人写诗,就像谈恋爱,诗人发表作品就像抱出自己的孩子给人欣赏。如果有人大公无私,想将其变成集体恋爱――硬拉众人来看,来参与亲吻做爱老婆生孩子,说这就是人类之爱的大方向,那人一定是骗子。
  (波士顿,2004年3月9日,哈佛大学亚当斯图书馆)
  
  问:你如何看待翻译?当你的诗被译成其它语言后,你有何感受?你和你的译者是如何工作的?
  答:感觉很奇妙,原来居然有很多个郑单衣存在。翻译犹如分身术,令我的母语经验插上了不同的翅膀,因此有了英语中的我,德语中的我,其它语言中的我,似及“他们的命运”。“他们”是“我陌生的另一个”。他们使“现在的我”变得丰富起来,从而超出了“原来的我”。“我”正局部地,或成倍地增长起来,正如一份德文杂志所说的那样,从此,翻译让“原来的我”不再局限于中文世界。
  (匹兹堡,2004年3月15日,卡内基美隆大学)
  
  问:有人把你当作中国新一代诗人的代表,你如何评价自己?
  答:那是别人的看法,不是我的。我从来没有患过代表狂,更没有患被代表狂。我和我的诗,永远只代表我本人。我出生并成长在长江流域,属于巴蜀,是虎文化的传人,并不像黄河流域龙的传人那样,有强烈代表他人的欲望。虎,独往独来,并不会委托一条蛇代表自己,更不会一厢情愿,硬要代表一群山羊讲话。如果我在这里告诉你,现在,我不仅代表新一代,而且还强行代表着13亿中国人民回答你的问题,我担心你会立即送我去精神病院。我曾一再声称,诗乃私器,写作乃私事,使用的语言乃“私人话语”。在一个“私人话语”被暴虐的“集体话语”取消、伤害和遮蔽的封闭社会里,我找到的是“我的诗”,而不是“我们的诗”。或者说,我通过“我的诗”把自己收了回来,放进了这本书,来和人分享,如此而已。
  (2004年1月,国立新加坡大学)
  
  问:你如何看朦胧诗和朦胧诗人?
  答:我从他们的早期诗歌中看见过一种宝贵的情操,尤其是那份对社会的正义感和责任感,是一笔我们共同的精神财富,这正是当下诗坛最为缺乏的,但他们后来的创作和走向却很不一样,所以,我对他们仍抱有敬意和期待。我曾指出过,大陆当代诗歌分期中存在着一个问题、即在大约1980至1985这5年间有一个“共时创作期”被忽略,这也是为什么我曾称一些诗人为“新生代中的朦胧诗人”,而另一些人为“朦胧诗人中的新生代”的缘故。但写作因人而异,诗人难以代分。诗人是一个值得珍惜和维护的分散的精神整体。
  (2003年10月30日,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问:我去年去过上海旅行,那儿到处是建筑工地,你怎么看?
  答:对,全中国都正在24小时开工,建一座叫“现代化中国”’的建筑物,同一座。中国正在被推人一种无历史的、全新的空间,旧城和它的历史正在迅速消失,人们疯狂地追求全新的东西,全新的。而全新的就等于现代的,最最现代的,在我看来,这非常恐怖。现代化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霸权,取代着过去的共产意识形态。现代化这个梦把人全弄疯了,为了摆脱一种丑陋,却陷入另一种丑陋而不自知。疯狂从来就不需要文化和想象力,它只要现在,不要过去和未来。我不反对现代化,但坚决反对丑陋。
  今天,当你走在乌鲁木齐大街上,你会觉得和上海,广州没什么不同。你会觉得大家是生活在同一座巨大城市,同一栋平庸而丑陋的水泥建筑里。它和这儿,伦敦――中国人想赶超的现代化样板,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虽然大家都懂得使用水泥,木头和砖。没有历史,没有差异,便没有诗,没有文化。你们手里的这本诗集,大多是我在贵阳一栋俄罗斯式的木结构平房里写成的,它有半个多世纪历史,最近却毁于一场大火。我经常怀念那房子,我在那儿住了10年,接待过无数的诗人和朋友,在一个小山坡上,它见证过我的青春,如今却不见了。
  (伦敦,2003年11月3日,PoetrySocietyCaf6)
  
  问:请讲讲四川,你是用四川话写,还是用普通话?两者的分别是什么?
  答:到哪里都有朋友问这个问题,因为我有幸生在四川。中国有个民间说法,叫“败不离川”,意思是,那儿的山川风物养气养人,可以化解人内心的种种块垒――包括失败的巨痛,从而豁然开朗。若要有所成就,川人就需“出夔门”。这样的意识很玄妙,大约和诗有关,而文学传统在四川,也主要是诗和诗人传奇的混合物。在许多四川人看来,李白,杜甫,苏东坡等,都是被人热爱的四川诗人。至于杜甫的籍贯,这显得非常次要,人们情愿相信人川之前他还不叫杜甫。他逃到四川,似乎是去完成一项神秘的文学使命――去成为杜 甫。这说法,很有些想独占共同财富的意味。但事实上,某些四川人还有更极端的想法,那就是,巴蜀文化把自己的私产共产化了,认为中国诗歌史乃是在受益,在分享巴蜀天珍。把私产共产化;是种风度。这风度,很像乐善好施者开仓放粮,抗洪救灾。这种意识在四川,结合“三国”的演义故事,成了巴蜀文化的一种内在支撑。并在方言小传统的局限性,和士大夫大传统的霸权之间,达成了某种心理平衡。这就是四川,加上它的天高,地远,它的美酒,佳肴,它的山风民风,它的美景……这一切都很容易被纳入一种过度的,自我想象的诗意空间,令川人拥诗自重,形成一种“文化蜀道”。要让叫四川诗人承认一个河南诗人或雷州半岛诗人的文学价值,正如李白所写,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蜀道从而演变成自大,所谓盆地意识。天外有天,这个道理,大约只有真正出了“夔门”的人才会明白。“出夔门”意思就是消除盆地意识,吸纳其它文化的营养,去成为真正的四川人,海阔天空。
  (伦敦,2003年11月6日,牛津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问:请谈谈对埃及(比如金字塔)和埃及诗歌的看法,和中国相较,有何异同?
  答:在尼罗河边,我学会了一个赞美女性的词:卡米娜。但我的朋友提醒说,千万别对谁都说这词,尤其是有主之花。埃及就像美人克罗巴特拉,会让你一见倾心,情不自禁地高呼:卡米娜!在香港,一位朋友对我说,你会发现埃及人的可爱,有信仰,贫穷但处处乐观,的确如此,他们总是很快乐。我的阿拉伯文译者曾介绍过一些阿拉伯诗歌的英译给我,我想,任何人都会被他们强大的抒情传统和宗教情怀所震撼,这一点也可以从埃及诗人们的朗诵中感受到。中国诗歌传统也主要是抒情传统,这是为什么我们能在此相遇的缘故,但中国诗人普遍缺乏宗教情感,其诗歌的力量主要来自忧愤与逍遥。金字塔和中国长城作为人类古老文明的见证,其工程量之浩大艰巨,都令人叹为观止。但前者彰显权威,后者旨在防卫,由此可见两种文化的不同。另一个不同之处是,没人把外星人同长城联在一起,但金字塔却不同,据说那些巨大的石块下面有UFO。
  (开罗,2005年3月31日,MayFhrHotEL)
  
  问:你怎样理解诗?
  答:吐真言,是难的,在儒教文化背景下更难,因为儒强调群言和代言,要一而二。它取消一,遮蔽一,将一悬置于二,从而控制一,令一失声而死,成为活的假象,并习惯性地在“二”中说大谎。而现代诗,要的正是还原一,合一,独一,不二,无二,从而抵达真。真即是绝对的,纯粹的,活的欢歌。诗人以绝望为奢侈品,死去复活来,自然吐真言,这就是我理解的诗。
  (伦敦,2003年11月4日,剑桥大学东方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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