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印安全宣言与“价值观外交”]中国人的宣言价值观之歌歌词

发布时间:2020-03-19 来源: 短文摘抄 点击:

  2008年10月22日,日印首脑签署了“安全合作联合宣言”。世人不由得发问:一度沉寂的日本“价值观外交”死灰复燃了吗?      日本“价值观外交”的轨迹
  
  19世纪后期以来,日本形成了“脱亚入欧”的外交视角。日本在二战中战败并被美军占领后,形成了“脱亚入美”路线,在对华政策上做出“阵营选择”而与台湾当局“缔约”,从而关上了中日复交的大门。
  1971年7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突然宣布访华决定,使日本尝到了被中美“越顶外交”出卖的苦涩滋味。1972年中日复交后,日本决策层开始探索“人美入亚”的途径。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曾说:“日本不仅要有日美安全条约,也要与中国结成友好关系。如果日美中三国成为等边三角形,就可以维护远东和平。”时任外相大平正芳曾表示,要改变一味追随美国的做法。
  冷战结束初期,日本外交一度呈现“脱离意识形态”、“以国家利益为基点”的趋向。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外交中的意识形态色彩日渐变浓。究其原因,一是美国在“失去”苏联这个强敌后制定了“扶日制华”政策,日本以制定“挟美制华”政策来与之呼应;二是日本政界因“革新势力”的衰退而出现“总体保守化”局面,主张对中国“说‘不”’、摆脱“二战后体系”、走向“普通国家”的“新保守派”日益得势;三是以日本经济陷于萧条、中国国力快速增强为背景,日本把“价值观外交”作为牵制中国的重要手段。
  安倍执政时期,曾掀起“价值观外交”的新一轮高潮,其核心是欲推动建立“日美澳印价值观联盟”。2007年3月13日,安倍与来访的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签署了《日澳安全合作联合宣言》。这是日本同美国以外国家签署的首份安全合作文件。同年8月22日,安倍在印度国会做了题为《两洋的交汇》的演讲,其主线就是吁请印度加入“价值观联盟”。安倍称,日本正在欧亚大陆推动建立“自由与繁荣之弧”,日印要作为两大“核心”共同建设一个“大亚洲”,把太平洋和印度洋变成“自由与繁荣之海”。
  “自由与繁荣之弧”的始作俑者是时任安倍内阁外相的麻生太郎。2006年11月30日,麻生在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做了题为《创建“自由与繁荣之弧”――拓展的日本外交地平线》的演说。麻生指出,日本外交在日美同盟、近邻外交以外,还应加上第三根支柱,它由基于“普遍价值”的“价值观外交”和在欧亚大陆建设“自由与繁荣之弧”这两条组成。
  各国观察家早已指出,安倍“价值观外交”的锋芒直指中国。安倍倡导的“日美澳印价值观联盟”意在从东南部海洋方面对中国形成钳制之势,麻生倡导的“自由与繁荣之弧”则意在由日本主导一个欧亚大陆“价值观联盟”。这两套“价值观联盟”的地理分布,对中国形成完整的意识形态包围之势。
  安倍的“价值观外交”在其国内遭到了尖锐的批评。2007年3月,日本前驻华大使阿南惟茂在日本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讲时指出,组建四国战略同盟“绝非高明的外交政策”。日本各界有识之士纷纷表态反对开展与中国相对抗的“价值观外交”。资深政治家加藤?一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日美澳印价值观联盟”与“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是自相矛盾的,“如果日本和中国没有共同价值观,那又何来‘战略互惠关系’呢”?
  2007年9月福田康夫出任首相后,明确表示放弃“价值观外交”,提出以“日美同盟与亚洲外交的共鸣”为核心外交理念。日本政界的新保守派对此大为不满,其核心层――“花”(日语发音“HANA”,由平沼赳夫、麻生太郎、中川昭一、安倍晋三四人姓名的头一字母组成)集团纠集一批议员成立了“真保守政策研究会”,旨在实现新保守主义的政策目标。
  2008年9月麻生太郎出任首相后,面对如履薄冰的国内政局,唯恐在外交上再失分,收敛了以往的鹰派姿态。但观其9月25日(纽约时间)的联合国演讲和9月29日的国会施政演说,麻生并没有放弃“价值观外交”。在联合国演讲中,麻生把日美同盟、近邻外交、联合国外交作为三条基本原则,但又加上了如下一段话:“我想与基本价值相同的各国进行联合。”麻生在施政演说中的外交政策宣示更加开门见山:第一,强化日美同盟;第二,与邻国一道构筑地区的稳定与繁荣;第三,致力于解决全球性课题;第四,要对年轻民主主义各国进行帮助;第五,推动对朝政策。
  可见,麻生的外交理念是“变与不变”的结合物。从总体上看,麻生的外交立场已从福田的“共鸣外交”回到了“日美第一外交”,在此前提下强调中韩等邻国的重要,并以迂回的方式重新祭出了“价值观外交”的大旗。
  
  日本刻意“拉印入‘弧’”
  
  综观近年来日印上演的“价值观联盟”双簧戏,日本显然是主动推动的一方,而印度则因得到实惠而乐此不疲。
  早在2002年11月28日,小泉的咨询机构“对外关系工作组”提交了一份题为“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的政策建言报告。其中提到,如今日本遇到了“如何对待鸦片战争以来150年间未曾出现的‘强大的中国’的新问题”,“如何应对中国,是21世纪初日本对外关系中的最重要课题”,而“印度有10亿人口,从其国力和地缘政治立场看是可与中国相抗衡的国家”。基于这一思路,日本政府积极诱导日本企业把资金由中国转移到印度。日本对印度的政府开发援助(ODA)资金迅速增加,使印度上升为日本ODA的第一大受援国。安倍出任首相后,开始把构建“日美澳印价值观联盟”付诸实践。而在福田执政时期,“价值观外交”则被搁置到了一边。
  2008年10月22日,麻生与到访的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举行会谈,双方发表了《关于推进日印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签署了《日印安全合作联合宣言》,这是继美国、澳大利亚之后日本与其他国家签署的第三份安全合作文件。安倍倡导的“日美澳印价值观联盟”战略,在麻生主政下又迈出了新的一步。
  日印宣布建立的“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显然比日中“战略互惠关系”层次更高,其基点就在于“共同价值观”和“安全合作”。在此基础上,日印欲以东亚峰会取代“东盟加中日韩”机制来主导东亚一体化进程,并在共同“争常”方面继续加强协调。
  提供经济实惠是日本“拉印入‘弧”’的助推器。根据日印宣言,两国贸易到2010年力争达到200亿美元,两国要加快经济合作协定(EPA,日本式自由贸易协定)缔结进程,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将强化对日资企业对印投资的支援,日本承诺对印度铁路建设提供第一批日元贷款4500亿日元。
  由于日本倡导的这个“弧”带有露骨的对华冷战色彩,被日本“请君入‘弧”’的任何国家都不能不三思而行。2007年8月9日,日本防卫相小池百合子曾对美国国务卿赖斯提出加强日美澳印在安全领域的合作。赖斯当即提出异议,认为“这有可能向中国发出意想不到的讯号,应慎重推进合作”。2007年3月日澳首脑签署安全保障联合宣 言前后,澳方再三声明,这一合作并非“针对中国”。在日本政府的一再倡导下,日美澳印首轮战略对话终于在马尼拉举行,但其余三国对于继续举行此种对话并不热心。
  就印度而言,近年来确实欲在中美俄日之间的复杂博弈中坐收渔翁之利,其中包括利用日本来提升自身地位并促进自身的经济发展。但若把此解释为印度会欣然加入日本编织的“自由与繁荣之弧”,则未免低估了印度人的智慧。近年来美日“新保守派”把印度视为推进“价值观外交”进程中加以拉拢的“重点对象”。美日印之间任何合作的进展,都被渲染为印度加入了“共同对付中国”的阵线。对此,印度显然感到十分尴尬和不快,因为这并不是其本意,也有违印度的不结盟政策。2007年8月20日,印度外交秘书希夫?尚卡尔?梅农曾告诫日本,不要和中国展开“一方获益则另一方必然受损的零和游戏”。印度外交当局曾一再重申:印度“确信”它与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会成熟并稳步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印度正享受着类似20世纪80年代中国曾享有的那种大国间平衡者的地位。但是,国际环境的空间与时间都已不可同日而语,中国不是当年与美国争霸的苏联,印度也毕竟不是当年美国抗苏大棋盘上的中国。印度的最佳选择显然是,尽享美日给予的实惠,同时与中国发展战略合作关系。
  
  日本对华政策基点的摇摆
  
  二战后的日本的对华政策,受到国际格局、经济利益、地缘政治、意识形态、文化渊源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决策基点因内外环境的变化而不时发生转移。
  1972年中日复交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两国超越社会制度的不同而建立和平友好关系。复交后,中日间深厚的传统文化联系、一衣带水的邻近性以及中国具备的国际政治与经济潜力,使日本迅速提升了对华关系的地位。
  20世纪80年代,日本进一步提升了对华关系的地位,把它称之为“日本外交的重要支柱”。90年代初,日本开始使用“日中关系与日美关系同等重要”的提法。1989年6月中国发生政治风波后,欧美国家发动了对华制裁,宇野内阁在对华制裁问题上采取了保留态度。在7月中旬举行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日本主张把“避免中国的孤立化”的内容写入责难中国的宣言中。海部俊树于8月9日组阁后继承了宇野内阁的对华方针,率先恢复了对华正常往来。1992年4月江泽民访日时,日本首相宫泽表示:日中关系和日美关系同等重要,日本将继续积极发展日中关系。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在“美主日从”的外交框架下,受美式文化熏陶长大的日本新生代政治家成为政界主流。其中一些人言必称美国、视追随美国为永久的宿命。在这一背景下,日本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日渐浓厚,中日传统文化联系与地理上的邻近性被束之高阁,以“西方价值观”为基准区别对待美国和中国的思维占了上风。
  1971年中美实现和解,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点由“以制划线”转移到战略合作上的结果,其主动性和突然性使日本陷于极大的被动,曾被称作“晴天霹雳”和“尼克松冲击”(Nixson Shock)。1997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时没有经停日本,再次在东瀛引发了被“越顶外交”边缘化的恐慌。日本学者总结道:90年代前期美国在贸易摩擦中“敲打”(bashing)日本,1997年克林顿访华时“绕行”(passing)日本,今后日本恐怕会变得“无足轻重”(nothing)。
  小泉外交把追随美国推向了新的极端,其基点是“只要日美关系牢固,对亚洲关系等都会迎刃而解”。安倍外交的着力点则是推动建立“日美澳印价值观联盟”。“小泉一安倍”时期日本围堵和绕开中国的一系列做法,却正好成为其地区外交和联合国外交接连受挫的重要原因。安倍大力推动“价值观外交”,使其倡导的“日中战略互惠关系”的真实性大打折扣,使中日相互信赖受到损害,最终也损害了日本自身的外交利益。
  福田外交的最大亮点,就在于抛弃了“价值观外交”,提出了“日美同盟与亚洲外交的共鸣”。福田刻意对孔子故里曲阜进行的访问,既是对中日悠久传统文化联系的重温,也是对东亚“共同价值观”的认同。这在福田挥毫题写的“温故创新”一语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麻生上台以来,在中日关系上一味强调“互惠共赢”,声言“中日友好”仅仅是实现两国共同利益的手段而已。以此为铺垫,麻生一再重申“日美第一”,此番又把日印关系提升到“全球战略伙伴”,其“价值观外交”显然正在得到延续。
  日本舍近求远、远交近攻,只能疏远中国,迟滞中日走向历史和解和战略合作的进程,迫使中国降低对日本的期待,转而更加重视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合作。在东亚合作进程中,日本把中国视为争夺东亚主导权的“假想对手”,必欲以印度等非东亚国家参加的“10+3+3”机制取代其主观认定“中国主导”的“10+3”机制。近年来的实践证明,日本已成为阻滞东亚一体化发展进程的主要障碍。
  近现代日本外交思维受到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脱亚论”的强烈影响,从而立志摆脱“东亚恶邻”而成为“黄皮白心香蕉型”的西方一员。至今日本最大面值纸币一万日元之上依然印有福泽谕吉的头像。福泽“脱亚论”的阴魂经久不散,20世纪前半期曾误导日本走向对外军事扩张的道路,20世纪后半期则使日本自缚于“美主日从”的框架内而不能自拔,在21世纪则可能束缚日本错过以平常心回归亚洲的最佳时机。
  
  (责任编辑:文博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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