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成年礼|成年礼祝福语

发布时间:2020-03-25 来源: 短文摘抄 点击:

  新加坡现在进入一个新时期,人们不再满足于政府说“相信我们,这是为你们好”,而是希望参与决策的过程。离开的政治老人,把未知前路的权与责,交到年青一代的领导者和国民手中。
  
  2011年5月8日凌晨,后港体育场。反对党工人党的上万支持者们,已经等了5个小时,等待选举结果揭晓。
  为期10天的大选,屈指可数的类似夜晚,平时表现为理性和政治冷感的新加坡人,突然变得热烈甚至疯狂。眼下这开票之夜,除了守候在旁的警察,没有任何人引领现场秩序。人们此起彼伏地搞些小把戏相互娱乐,一位大叔穿着苏格兰式军乐队服装,吹上一曲小号;或是一群辣妹突然兴起,喊着工人党和偶像的名字,挥上一阵党旗国旗。每当大屏幕上电视台实况转播后港体育场,人们就竭尽全力地对着摄像机,或者围着出镜记者手舞足蹈,“工人党”口号响彻云霄。
  大屏幕上,选举官杨雅镁如同机器人一般,不苟言笑地宣读选票数据和结果。从数字来看,执政党人民行动党仍然压倒性获得了87席国会议席中的81席,6个投入竞选的反对党中,唯有工人党获得6个席位,其他可谓全军覆没。这是反对党首次攻克集选区,也意味着夺得了5个国会席位。然而,每当其他反对党的败选记录出现在屏幕上,工人党支持者们都会为他们鼓掌,“Well Done”之声不绝:这一次,大多数反对党得票率提高;相应的,人民行动党获得了新加坡建国后的最低得票率。
  记者离开新加坡,是在选后三天。道别时,所有新加坡朋友纷纷打听我对大选的看法,如同孩童意犹未尽地舔着快吃完的棒棒糖。一位年过不惑的媒体朋友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我第一次感觉到,我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
  有规矩,无悬念
  “说起新加坡的一党执政,中国人可能比较容易理解为跟中国一样,”《联合早报》评论员叶鹏飞对记者说,“但是,新加坡每五年必须经过一次一人一票的选举,这是执政党获得人民政治委托的唯一方式。如果没有选举,执政党可能会腐败,执政能力降低。”
  相比台湾要闹上半年的选举,新加坡选举颇有节制的美德。宣布选举日期一周之后便是提名日,接下来有9天可以挂广告、搞群众大会;9天之后,还有一天冷静日,然后才是投票日。规格、程序、地点,都有一整套法律法规;此外,花在每个选民身上的竞选经费不得超过3.5元新币(约17元人民币)。
  人们集结的唯一地点是群众大会,这些集会场地由警方对外公布,每晚只开放7点到10点,由各个政党排队申请。发言人名单必须事先呈交警方,没有在警方的事先记录里,不可以当众讲话。“即便资政也不可以讲话,我们行动党必须遵守法律。”人民行动党前国会议员?士生说。这个紧凑的群众大会,没有音乐和表演,没有旗海飘扬,多半只有简单的舞台,连总理李显龙也承认儿子会去反对党的会场看热闹。
  从第一晚群众大会开始,网上就不断有同一场地不同政党集会的全景对比照片,执政党的集会如一泓清泉,反对党的则如汪洋大海。但是这样的人气能化作选票和席位吗?反对党从来都是这样的高人气,但议席却从未超过4%,尽管他们的得票率在25%到39%之间浮动。
  因此,1988年开始实施的集选区制度,一直被反对党诟病。新加坡超过80%的选民被划在15个集选区,每个集选区每一政党必须派出四人以上的团队竞选,票数最高的团队集体进入国会。由于反对党通常凑不齐一支够分量的集选区团队,所以大部分都是由执政党直接当选。每次选举都重划集选区,但过程并不透明,因此反对党每次都质疑执政党把上次反对党赢得多的地方划到其他选区去。
  不管指责是否合理,新加坡大选没有悬念众所周知。不过,这一次很特别:反对党联手挑战所有选区,即便李光耀的选区也只是因为对手团队在登记日晚提交表格35秒而无人挑战。这造就了一大群的“首投族”――他们早已成年,可以投票,却因为执政党屡屡自动当选而没有投票机会。
  
  “喝茶”选能
  大选前后,手袋品牌“Kate Spade”在新加坡的网上搜索率居然高居第一,这恐怕是时尚第一次与新加坡政治扯上关系。
  人民行动党向来以善于更新自己著称,每次大选都要更新约1/4的候选人。这次推出的24位新候选人,平均年龄40岁,不过其中最年轻的一位、以基层经验为主打的27岁候选人陈佩玲,却成为网民们的眼中钉,因为她是李显龙首席私人秘书的妻子。一段陈佩玲撒娇跺脚的视频被网民疯传,而陈举着名牌包Kate Spade(约三四千元人民币)礼盒,比着“卡哇伊”手势的照片也到处流传。网民讥笑陈爱物质,养尊处优,不知民生疾苦。
  实行议会共和制的新加坡,对于注定要执政的党,国会大选不仅是选代议士,还要选总理与部长。因此,人民行动党嫁接东方传统和西方制度,实行新加坡特色的“选贤与能”。这是为了规避民主选举制度出现那种善于包装和讨好民意而获得选民支持,而做实事、德才兼备的贤才反而不获青睐的情况,这套精英主义的政治领袖选拔机制俗称“喝茶”。过去5年,人民行动党已经为两三百人举行过“茶会”,这些人都是早年政府奖学金得主和各界精英,从五六轮茶会中过关斩将,还要接受长达八小时的心理测试,才被安排与总理作最后一次面试。这些候选人从政经验都很浅,但只要被执政党高层认定是“贤能”,就直接吸收入党。这个选秀的过程有些神秘,但却是人民行动党以往拔擢优才,保持政府高素质、高效率的不二法门。在现在的社会观感中,“茶会”却有些小圈子。除了陈佩玲之外,另外四位新候选人都曾是总理李显龙或资政李光耀的首席私人秘书。
  两年前,新加坡主流报纸《海峡时报》刊登了一篇游记,环境与水源部常任秘书Tan Yong Soon写下他带着妻儿前往法国巴黎顶尖烹饪学校学习5周烹饪的经历。这个顶级烹饪之旅,总共花费约新币5万元。于是,这成为网上热门议题,燃烧至本次大选。
  新加坡总理与部长薪金为世界最高,是其他发达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数倍,但这是透明的,也是合法的。只是,这几年年景不好,即便已经从亚洲金融风暴恢复,新加坡工薪族的收入增长也赶不上物价。新加坡政府在过去几年采取宽松的移民政策,大量引进外来劳工和专业人士,这造成本地薪水下降、公共交通拥挤等现象,引起中老年和低收入阶层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那位到法国旅行的常任秘书被认为不懂民生疾苦。事实上,一些人对执政党的精英都是这个印象。
  5月1日左右,有200多万新加坡成年人收到政府的支票,到银行兑现“增长与分享预算案”。定期与国民分享财政盈余是新加坡政府的惯例,一般家庭在这次预算案中能获得3000新元,相当于全年收入的5%,以这笔钱弥补生活费用上涨的部分绰绰有余。但以大选结果来看,这个“红包”并未起到固票效果。工人党秘书长刘程强的比方代表了一部分人的心声:“行动党给你一只鸡腿,会要回一只鸡!”
  反对党与年轻人
  在新加坡,反对党除了几个头面人物,很难吸纳高素质人才。然而,这次选举,反对党却突然改头换面。
  社会形象最好的工人党,来了一个“王牌候选人”陈硕茂。陈是台湾移民后代,拥有从本科到博士依次是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傲人学历。他常驻北京为跨国律师行工作,舆论普遍认为他是此次竞选素质最高的候选人。这一次,工人党将做了20年议员的秘书长刘程强、党主席林瑞莲与陈硕茂放到一个篮子里,甚至将刘程强的老根据地――后港单选区交棒给年轻人,强攻集选区阿裕尼。而行动党的阿裕尼团队也是“超级A队”,内阁三核心之一、外交部长杨荣文领队,团队里有新加坡第一位女部长陈惠华,还有全国职工总会助理秘书长王乙康。阿裕尼被王乙康形容为工人党企图攻克的“井冈山”,也成为大选最令人瞩目的桥头堡。
  此外,许多原本属于人民行动党阵营的人才也投奔反对党。民主党网罗了国务资政吴作栋的前首席私人秘书陈如斯,和他一起组队的还有著名精神科医生、退休上校军医洪永元以及两位社会政策博士。一向走街头政治路线、鼓吹新加坡人听不懂的自由民主的民主党,推出了产业改造和影子医疗保障计划,并请医学专家站台说明,还推出吉祥物“丹尼民主熊”,减少戾气,扮理性、专业和可爱。他们在中央商务区的午餐演讲会水泄不通,中产听众落落大方地买党报、在衬衫上贴上抗税贴纸,为他们喝彩。
  国民团结党还有一位意料之外的超级吸票机――24岁的广告公司职员佘雪玲。佘的团队正好与陈佩玲团队对阵,于是两个年轻女候选人抢去领队国务资政吴作栋的风采,集选区马林百列之战被媒体演绎为“双玲之战”。佘思维敏捷,言辞爽快,对民生议题真情投入,让她成为Facebook粉丝最多的新加坡政治人物。
  大选期间,网络上高频率传递的多是有利于反对党的信息。譬如,一支闪回各个反对党参选人照片的广告,号召人们“投下决定新加坡未来的一票!”恶搞人民行动党的Facebook账号、YouTube视频层出不穷,而反对党领袖们则被修改为电影海报中的超人、武林高手。当地一个很有人气的播客“Mr Brown”,则用MV、自编歌曲和“草泥马”式的谐音,来调侃集选区制度和执政党人的言论。
  虽然网络明显不利于执政党,但新加坡的网络管制并不包括政治,批评执政党的网络信息畅行无阻。毫无疑问,这些新媒体的操控者主要是年轻网民。这次大选,21岁到44岁选民占将近一半。调查表明,2/3的年轻选民希望国会里有至少20%的反对党议席。对于这些年轻人,人民行动党历次选战都要强调的组屋翻新、社区改善议题,难以成为传媒焦点。而工人党的竞选口号“迈向第一世界国会”,则成为中心议题。
  对这一趋势,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忍不住发言了。这位新加坡老家长不会舍得对这个国家的走向放任自流,他曾经宣称:“就算你们要把我放到坟墓里去了,如果我觉得什么事情不对劲,也会坐起来。”他对年轻人“轻率”的想法不能苟同:“这是无拘无束的一代,以为新加坡已是一架安全运行、进入自动导航的飞机,国家由谁接管都没有问题。但我不相信这样的看法,我们需要有能力的人来掌舵。”
  在李光耀眼里,反对党远未成气候。于是他也顺理成章地说了那句话:“你应该预料到行动党会优先照顾行动党选区。如果阿裕尼的选民决定往那个方向走(投工人党),那他们将有5年时间来度过和忏悔。”这句话在网络世界的发酵,几乎提前奠定了人民行动党在阿裕尼的败局。
  对于李光耀的一系列言论,著名博客“王先生如是说”直接叫板:“哦,得了吧,李光耀,下一回你要吓唬人,可不可以把你的恐吓弄得合理一点?”
  投票前5天,38岁的“首投族”准妈妈Stephanie Chok的网文《投票和我孩子的未来》引起许多人的共鸣,这篇文章反映了一代人对自己成长环境的反思:“我希望我的儿子由有胆识的领导人带领,他们不是诉之于恐惧与贪婪来获得安全的选票,而是鼓励他作出自己的选择――可能暂时有些不便,但会导致更加人性的替代方案,而不是现在这个‘要么跟上要么去死’的发展模式。”
  “我希望我的孩子如果对现状不满,能无所畏惧地说出他的所思所想……我希望他在一个这样的国家长大:好日子不纯然由GDP增长来定义,更取决于公民守望相助的程度,尤其是对弱者的保护……我希望他能在这样的教育体系中长大:鼓励创造、自发和小淘气,不要扼杀对那些‘无利可图’科目的热情……我希望我的孩子在长大的过程中,能比我对民主有着更加健康的理解和体验。”
  
  优雅地离开
  执政党赢得了选举,而工人党赢得了“井冈山”。新加坡政治版图已然改变。在这场选战中,反对党监督制衡的理念被社会接受,而在民生议题的辩论过程中,执政党也承诺推出新的组屋购买政策,照顾弱势和“夹心层”。
  杨荣文,在新加坡的部长中是最有人气的一位,竟然成为这次“分水岭大选”的“牺牲品”。不过,他本人并不喜欢“牺牲品”这个词。在选后第三天的记者会上,他用一种超然而“历史”的态度解释自己的失败,“选民对工人党在国会里发出强大声音的渴望,是涌进阿裕尼的一股政治浪潮,尽管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仍无法抵挡……每件事情都事出有因,每个人都是生命中更大洪流的一部分。”
  虽然是出身行伍的工程师背景,但杨荣文总是像一位哲人。在23年的部长生涯中,他历任5个部门。当地学者形容他既有“智商”、“情商”,又有“文化商数”。2007年记者曾采访他,没想到他请私人秘书要去照片和稿子,贴在他的博客上。杨荣文是新加坡部长中第一个写博客的人,喜欢事无巨细地向网友报告自己的行程。由于经常出访国外,他无法完成作为国会议员每周一晚接待民众的 “作业”,于是试着用社交网络来做这个工作。
  选举后期,他敏感地感受到网络上的民意走向,并向李显龙提出,必须回应民间的声音。第二天,李显龙在午间集会上向选民道歉,并在次日开始平生第一次与网民聊天。杨荣文也在大选举前夜提出执政党改革的议题,不过为时已晚。但杨随时保持着他的外交家风度,即便知道败选的那一刻,他也非常得体地向反对党致意。
  坊间仍然有各种声音,要他选总统、选联合国秘书长,而他断然宣布将退出政坛。但与此同时,他再次强调自己会致力于人民行动党不可回避的改革。他在记者会上分析了网络科技如何改变社会:“在这之前,我们都在等级制度里运作,现在等级制度正在瓦解。可以适应新思潮的政党,比那些困在20世纪的政党更有优势。”
  在杨荣文宣布退出政坛4天后,李光耀和吴作栋联合声明退出内阁。李光耀时代奠定了这个国家的基础,新加坡奇迹般地迅速崛起;吴作栋时代,经济持续发展,政治更加有协商性,但政府也坚决地实施那些长远对国家有好处、而短期民众有异议的政策。新加坡现在进入一个新时期,人们不再满足于政府说“相信我们,这是为你们好”,而是希望参与决策的过程。离开的政治老人,把未知前路的权与责,交到年青一代的领导者和国民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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