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越南朝鲜曾僭称中华】中国日本韩国朝鲜越南

发布时间:2020-04-10 来源: 短文摘抄 点击:

  

  在台湾的台独分子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日本右派则称中国为“支那”,据本文作者考据,在历史上,像日本、越南和朝鲜,却都曾经僭称中国、华夏,并以此为荣。

  据报道,李登辉近日对日本媒体自承心脏三条大血管都被塞住,世上只有一位日本医生专治此病,所以迫切需要赴日医病云云。这位老皇民为了访日,千方百计,除了吹捧日本的医疗水准,甚至不惜公开原先保密唯恐不周的健康状况,台湾某主要报纸为此发表专评,称李登辉为“资深哈日族”,谓他对日本的感情,“举世想必再找不到第二个”,可谓一针见血。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由此可以理解许多心仪旧日“大东亚共荣”盛况的台独人士,为何对“中华”、“中国”、“中国人”等词汇如此厌恶,甚至咒骂台湾人之外的中国人为“中国猪”。可是这些大小“哈日族”绝不知道,他们念念不忘的“大和帝国”旧主,却曾经长期以自称“中国”和“华夏”为荣,甚至到了狂热的地步。

  例如《大日本史》卷117,载奈良时代藤原广嗣在740年(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上表日主:“北狄虾夷,西戎隼俗,狼性易乱,野心难驯。往古已来,中国有圣则后服,朝堂有变则先叛”。这里藤原广嗣是第一个白纸黑字公开宣扬“日本即中国”的日本人。

  此类事例,不胜枚举,文献足征。以《续日本纪》举例,卷一:“通中国于是始矣”;
卷四:“华夏载伫”;
卷九:“是以圣王立制,亦务实边者,盖以安中国也”;
卷37:“蛮夷猾夏,自古有之,非自干戈,何除民害”;
卷40:“陆奥国言:志同内民,风仰华土”,等等。这里的“中国”、“华夏”、“华”等名,均为日本自称。

  其他又如《集令解》卷28:“天子,祭祀所称。天皇,诏书所称。皇帝,华夷所称。陛下,上表所称。”《日本后纪》卷21:“其虾夷者,依请须移配中国,唯俘囚者,思量便宜,安置当土”,等等,都是日本僭称中国的例子。再看《集令解》卷四:“除朝聘外,在京唐国人等皆入夷狄之例”,竟然将真正的中国人,列入“夷狄”,令人啼笑皆非。

  僭称中国蔚为风尚

  日本僭称中国、华夏,绝非只是奈良、平安年代的一时风尚。从8世纪到19世纪,日本僭称中国的实例,不胜枚举。例如幕府后期,藤田东湖高唱:“神州自神州,西土自西土”,以日本为神州,中国为西土。山鹿素行更明言:日本方可称为“真正之中国”。他所著《中朝事实》说:“人有华夷,……四夷不远千里之险,万倾之渺,归仰投化,……中华之文明,圣王之治教,天以授之,人以与之,实过化之极功也。”山鹿说的“华”、“中华”、“中朝”等等,都指日本。

  《中朝事实》是二战时日本军国主义的理论基础,据说日主裕仁特别着迷。

  甚至到了大清穆宗同治七年(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日主仍下令国史局总裁:“其速正君臣名分之谊,明华夷内外之辨,以扶植天下之纲常”。日主所谓“华”,显然不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后的中国,而是日本自己。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大举提倡“脱亚入欧”,其御用文人不再僭称“中华”,而以蔑视中国取乐,称之为支那。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公私文件书刊不敢再称支那,改称中国至今。但诸如彭明敏、石原慎太郎等二战翻案运动领袖则仍然坚持用“支那”一词。

  中土之外自称中华的国度不止日本,越南是另外一个例子。安南历朝政权自称“中华”、“中国”的事例,也不胜枚举。例如陈朝兴隆八年(1300),英宗传檄诸将:“汝等坐视主辱,曾不为忧,身尝国耻,曾不为愧。为中国之将,侍立夷酋,而无忿心!”大抵是安南僭称中国之始。

  但是越南立国,基本上是趁唐末五代十国混乱之机,以边藩自立,大量上层人士来自中国内地,所以长期具有“南北朝”的心态,以现代语讲,就是持“两个中国”态度。《大越史记本纪陈纪陈艺宗》:“帝尝曰:先朝立国,自有法度,不遵宋制,盖以南北各帝其国,不相袭也。”就是明证。在这种心态下,甚至有时会自居正统,例如《大越史记本纪实录卷一》载1427年黎朝太祖谕天下曰:“贼在中国,民犹未定,于汝安乎?昔胡氏无道,贼因此而夺我国家”云云,明白表示自己是“中国”,而大明则是“贼”。

  越南自居为“中国”

  但是正如日本北朝足利义满在统一南北之后,接受大明成祖文皇帝册封,奉永乐正朔,向大明称臣纳贡,越南也不得不面对政治现实,到明朝宣德年间,受大明册封,称中土为“中国”、“华”,自居夷狄。黎太祖上大明宣宗的谢表即称颂:“陛下圣神文武,兴灭继绝,……用辑宁于夷夏,大溥乾坤之量,广覃雨露之恩,轸臣荒服之氓,置之不问,赦臣丘山之罪,咸与维新,敷文德而底武功,怀远人而安中国。”一清二楚。

  然而,越南在印度支那半岛直至整个东南亚,则始终自居为“中国”和“华”,称他国为夷狄。例如黎圣宗1470年亲征占城,诏曰:“自古夷狄为患中国”;
1479年颁布征盘蛮诏:“我国家混一区宇,统御华夷”;
同年征哀牢诏:“朕丕绳祖武,光御洪图,莅中夏,抚外夷”,等等。1517年,莫登庸上表黎昭宗:“三纲五常,扶植天地之栋干,奠安生民之柱石,国而无此,则中夏而夷狄”,这里“中夏”清楚指的是大越,不是大明。

  到了19世纪,安南阮朝世祖靠法国援助方得复国,但仍自视为“中国”,别人为“夷”,自称“中国之于外夷,治以不”、“先王经理天下,夏不杂夷,此诚杜渐防微之意也。红毛人狡而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可听其居留”云云。这里“中国”和“夏”就是越南,不是大清。越南并在印度支那半岛全力“改土归流”、“以夏变夷”,强迫柬埔寨国王接受汉姓和将“夷名”“柴棍”改名西贡等等,都是例子。

  他国坚持自称中华的理由,由朝鲜的例子便看得很清楚。朝鲜也是以“中华”自居的国度,李朝《成宗实录》:“吾东方自箕子以来,教化大行,男有烈士之风,女有贞正之俗,史称小中华”,正为明证。但是与日本和越南不同,朝鲜朝野对这一自我认同,向来不忌讳详细解释。

  朝鲜李朝徐居正作《东国通鉴》,自称《衣冠制度,悉同乎中国,故曰诗书礼乐之邦,仁义之国也,而箕子始之,岂不信哉”;
943年,高丽太祖临终,以《训要》十条授朴述熙,其第四条明确规定:“惟我东方,旧慕唐风,文物礼乐,悉遵其制”;
高丽仁宗下诏,要求国民“景行华夏之法,切禁丹狄之俗”;
李朝世宗时,崔万里等上疏,说“我朝自祖宗以来,至诚事大,一遵华制”;
李朝《宣祖实录》:“我国自箕子受封之后,历代皆视为内服,汉时置四郡,唐增置扶余郡。至于大明,以八道郡县,皆隶于辽东,衣冠文物,一从华制,委国王御宝以治事”,实在不胜枚举。朝鲜自居“小中华”的缘故,再是清楚不过。

  上述各种实例,充分显示了在东亚的传统历史上,“中国”、“中华”、“华夏”等名称的巨大政治文化感召力量。而且这种感召力,决不是像西方殖民主义那样得自武力征服或军事讹诈。随着中国的崛起,亚洲将向其传统政治结构回归。东亚各国自称“中华”的历史,此时此刻,更值得人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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