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看,最缺的是想象力

发布时间:2020-04-11 来源: 短文摘抄 点击:

  “这样的局面是不是已经到头了?我觉得这才是开始。”   不管从什么角度看,王石都是个成功者,连许多商界富豪也视他为偶像――很多人比他有钱,但一定比不上他会爬山。
  他的性格似乎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内核天然地契合:乐观而主动,喜欢探险又固执倔强,吃过苦所以不再怕苦,对未来充满好奇,从来“摸着石头过河”……他从军、读书、上班、下海,王石的经历,就是中国30年神奇变化的缩影。
  回头看,王石说:“想象不到。”
  
  神秘的“外面”
  
  王石的“档期”从来排得很满。
  坐在上海香格里拉的会议室里,王石扮演的是企业家的角色,巧克力色休闲西服,质地柔软的衬衣,只有坚硬的胡茬,跟野外露营时候没什么两样。
  深圳是王石的起点,也是万科的摇篮,没有“特区”,也许王石的今天会是另一个样子。然而,如果不是记者特别要求,他很不喜欢回顾过往。
  回忆开场前先是“提要”,只有四个字:想象不到。
  1978年第一次到深圳,王石的身份是“国家技术员”,对于深圳,王石是个“外人”,对于王石,深圳是个“边关”。
  “1966年红卫兵串联,我第一次去广州的时候知道有深圳,那是我们国家的出口转接站。串联的时候深圳是不让去的,大学毕业分配到广州铁路局,在深圳有工程项目。”王石分到的项目是到笋岗北站消毒库现场指导给排水工程施工。这个工作没给王石留下什么好印象,内地出口到香港的鲜活品,先运到深圳,集中到笋岗北站编组检疫,再运过罗湖桥。运输途中发病或死亡的牲畜、变质的水果蔬菜要在这里检验清除。
  住宿的工棚周围弥漫着动物、植物腐烂的臭味,绿头苍蝇整日盘绕。当地的工人讲广东话,王石这个北方来的技术员似乎与这里格格不入,喜欢一个人钻在蚊帐里看书、睡觉。
  当时的深圳是边防禁区,只有持特殊证件的人才可以去,王石以铁路技术员的身份,可以四处看看。最具神秘色彩的是罗湖桥边检口岸。“记得很清楚,当时到罗湖桥上去看对面的英国旗帜。”30年前,与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还是一个人们所知甚少的“外面的世界”。
  王石还去了沙头角“中英街”,冷冷清清没几个人,“界碑”处有警察巡逻。深圳这边的街上,商店里空空荡荡。“我记得当时就买了几包陈皮和话梅。”与广州相比,深圳就是一个物资匮乏的边远小镇。回广州之前,王石只是去集市上买些牛肉带给同事,因为在广州,肉还是凭票供应的。
  
  开放•卷发•三五烟
  
  在冷清和封闭的“禁区”,对外面世界的向往暗流涌动。偷渡,在当年的深圳频繁发生。“我们的工程是民工队来做的,往往早上起来几个民工又不见了,昨晚上跑到香港去了。”王石有一次在深圳河里见到一具尸体,想必是一个偷渡失败的年轻人。
  “当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我的岳父曾经借住在深圳黄岗村一户农民家里,那次我去看望了这位房东,他已是黄岗村的村长。”黄岗村紧贴界河,村里的年轻人一大半在香港谋生。由于历史原因,村中的部分耕地被划在界河另一侧,村民持有两边都承认的“过境耕地证”自由往来。黄岗村也因此成为偷渡客的首选。
  “村长也是民兵大队长,任务就是堵偷渡的。”这位村长中学毕业,同学里留在深圳的只剩他一个,其他人全部去了香港。
  王石的身边,弥漫着蠢蠢欲动的气氛。但王石自己,却一点也没有受到这些气氛的影响。“当时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工作在消毒站,星期六到村长家住一住,看看香港电视,粤语基本听不懂,电视也是黑白的。”
  王石跟“偷渡客”有太大的差别。他是国家技术人员,一个听不懂广东话的北方人,没有在香港亲戚朋友可以“照应”,最关键的是:“想出去也不会用这个渠道。我当然向往出去,我想当海员,从另外的渠道出去。”当海员是王石长久以来的梦想,大学毕业后没能实现,但周游世界的雄心从未熄灭。“不知道能干什么,但是做着准备。”王石自学英语,为一个看不见的理想准备着。
  回到广州以后,王石才慢慢真正感受到深圳的开放之风。“我岳父的房东每年都会到广州来看他老人家,每次来会带一些自己捕捉的鱼虾。”后来,这位村长房东带来的礼物变了,他把鱼虾拿到香港去卖,买回来美国的提子和李子。“看上去特别漂亮,让人很有食欲。”
  1980年深圳建立特区,第二年,村长房东带的礼物是“555”香烟。让王石惊讶的是,村长太太烫了一个很时髦的卷发。“她看到我们很好奇地看她,也感觉很不好意思,村长一家变化是很大的,这个对我触动很大,特区完全是在对外开放了。”
  消毒库工程结束以后,每隔两三个月,王石还要回到深圳去检查。深圳开始显露出勃勃生机,大泥斗车来回穿梭,烟尘滚滚。“深圳就像是一个大工地,整个都启动起来。”王石描述,那是一种让人“很兴奋的感觉”。
  
  序幕刚刚拉开
  
  1978年住在消毒库工棚蚊帐里的王石,没有想到5年后他再次来到深圳,开始书写自己的辉煌。
  “来深圳之前,我已经打定主意,到深圳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公司――深圳市特区发展公司(简称特发)谋求发展。但我做什么呢?心里没一点数。”自传里,王石这样描述当时的状态。去深圳之前,王石有一份“风光”的工作:广东省外经委,招商引资,出入在高档宾馆,穿梭于“广交会”上。不过,论资排辈的机关作风,还是“憋”坏了这个满心理想的年轻人。
  去深圳有几种人:三线干部落实政策的、干部们的子女、辞职下海的人、大学生。1983年,去特区“闯荡”并不像后来那样时髦,更多的是“冒险”。跟其他后来成为企业家的人相比,王石觉得自己是个“例外”。当时“下海”的人,多数由于无可奈何、走投无路,但他自己,却是放弃了外经委的优越生活,主动下海。
  自信和艰苦生活的积淀,让王石比其他人承受压力的能力更强。“1983年去了深圳,当年广州的同事出差时来看我,觉得我生活这么苦。可我却不觉得苦,关键是参照系不一样,我的参照系是在新疆当兵时的艰苦生活。深圳本身在岭南,山清水秀、绿竹鸟鸣,只有蚊子让人受不了。”最初“倒卖”饲料时,王石有时候会跟搬运工一起扛大包,工人们对“王经理”的举动十分不解,王石心里想的却是:燕雀焉知鸿鹄之志!
  如果没有“闯荡”深圳,就不会有如今国内最大的住宅企业万科。成就了一个年营业额数百亿的房产企业,按照惯常的标准,王石早就可以功成身退了,但可能正是这30年来跌宕精彩的经历,让王石更好奇于下一个30年。
  “怎么评价这30年?可能还是这句话:想不到。想不到的不仅仅是我,包括媒体,包括经济学家,包括老百姓都没想到,但是这样的局面是不是已经到头了?我觉得这才是开始。”王石把2005年作为一个“拐点”,在此之前,他觉得自己已经很成功了,“2005年我意识到自己把企业的发展想象得太简单了,万科还没开始真正扮演它的角色。”
  他说,一个企业家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创业,第二个阶段是让自己的企业变得成熟,第三个阶段是“从企业家到公益活动家的转换”。王石的下一个目标,是带领万科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伟大的企业,受人尊敬的企业必须担负自己的“社会责任”。他的理解是:“企业不仅仅关心直接利益群体,而且关心间接利益群体。”
  “如果是前几年,让我谈1983年‘倒卖’饲料,可能还有些激动人心,但现在激动不起来了,真正让你激动的伟大时代才刚刚拉开序幕。”王石眉目间是踌躇满志的神采,这神采与他30年前闯荡深圳时,大概是同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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