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风:我的父亲母亲

发布时间:2020-04-11 来源: 短文摘抄 点击:

     口述?张晓风   撰稿?钱亦蕉(记者)      母亲表面柔弱,却充满韧劲,不仅父亲在世时陪他坐牢,父亲去世后,又为“说清楚”的承诺燃尽最后的生命。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新中国文坛第一大冤案,这桩长达25年的冤案一度使数以千计的人入狱受审。胡风,这个深陷历史冤案的男人,遭遇到了如何深重的苦难?而在他背后坚强支撑的女性梅志,又是如何默默付出的呢?记者来到胡风在北京的旧居,请他的女儿晓风为我们述说这个包含着怪诞、痛苦、疯狂和坚韧的故事。
  
  相识相恋
  
  我的父母相识于1933年的夏天。那时,我父亲刚从日本回来。他和聂绀弩等人在日本从事左翼文化活动,被日本当局逮捕了。审了3个月,严刑拷打,不过总算没有暴露他们是日本共产党员的身份,光是抗日宣传是不能定罪的。后来,父亲他们就被驱逐回国。回国之后,他见到了鲁迅先生,周扬那时是左联的组织部长兼党团书记,邀请他到左联工作。正好丁玲刚被捕不久,左联很缺干部,就让我父亲先当宣传部长,后来又当了左联行政书记。
  那时,我母亲18岁,也是左联的盟员。一个偶然的机会,母亲与父亲相遇了,父亲对母亲几乎是一见钟情,被这个纯洁朴实的姑娘吸引住了。左联是分小组的,母亲想换到一个离家近一点的小组,父亲就提出由他直接领导母亲,帮他捎捎信、抄抄稿。
  后来他们有了不少接触,父亲不由自主表达着对母亲的关切,给母亲的信更充满热情。我母亲也很犹豫的,毕竟胡风大她一轮,并且父亲原来家里包办娶过一个妻子,后来因为难产去世了。父亲长年感情没有寄托,遇到母亲觉得终于找到了归宿,所以有点非母亲不娶的意思,追得很紧。母亲一开始也拒绝过,因为我外婆不同意,外婆有三个子女,我母亲是大女儿,家里主事的,怎么能嫁岁数这么大的人呢。但是在我父亲紧逼的攻势下,最后,母亲还是和他在一起了,一方面是佩服他的学识,一方面也是被他的热情所感化,外婆也没有办法了。
  就这样父母结婚了。那时候结婚很简单的,搬在一起同居了就算结婚,那是1933年年底。他们在上海巨鹿路安了一个很简单的家,那儿离父亲工作的中山文化教育馆比较近(左联的工作是没有报酬的,父亲经人介绍到中山文化教育馆的刊物《时事类编》做日文翻译,在那儿一个月能拿100元钱,以维持生活)。结婚后,父亲就不在中山文化教育馆搭伙了,由母亲做简单的饭菜,他们的家也成了左联领导碰面开会的地方。
  后来,由于韩侍桁的关系,父亲丢了中山文化教育馆的工作,就只好卖文为生了。那时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孩子,就是我的哥哥,生活负担很重,每个月的花销都要靠写文章。而作为一个左翼领导人,父亲对自己的文章有很高要求,不能随便写,他主要是写一些文艺批评的文章。我们家那时候经济很困难,抗战时候也穷,一直为经济发愁。直到建国以后才好一些,但经济上好了,政治上的问题又出现了。
  父亲和鲁迅先生交往比较多,先生去世后,父亲还帮助出版《鲁迅全集》,把鲁迅先生的一些文章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大鲁迅全集》。鲁迅与周扬是有一些隔阂的,他对周扬的一些作风不满意,称周扬是“奴隶总管”。而周扬原来一直把鲁迅不听指挥的原因归咎于冯雪峰,雪峰离开上海后,周扬就渐渐把原因归到父亲身上来了。
  
  1936年的时候,还发生过一场“两个口号”之争。当时周扬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觉得不好,冯雪峰从陕北回来后也觉得不好,有缺陷,后来他们和我父亲商量重提一个口号,叫“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雪峰对我父亲说:“周先生(鲁迅)同意这个口号,你写文章反映出去吧。”我父亲就撰文发表了这个口号,结果周扬就认为都是你胡风在那儿跟我作对,对他更不满意了。后来徐懋庸首先撰文发难,鲁迅写了一篇《答徐懋庸的公开信》回击,肯定了胡风、巴金等人,文章是6月份写的,10月份,鲁迅先生就去世了。
  
  抗战风云
  
  抗战全面爆发后,我们全家(父母和哥哥)去了武汉,后来又转移到重庆,我就是在重庆出生的,上面飞机还在轰炸呢。那时候,父亲开始编《七月》,先在上海编了三期,是周刊,后来在武汉编的是半月刊,一共18期。撤退到重庆后,《七月》复刊,这次是月刊了。很辛苦,也没有其他人帮忙,就父亲一个人编,母亲就帮他做些邮寄、校对、登记来稿之类的事。那时我刚出生,家里经济条件紧,居住条件也不好,全靠父亲一个人撑着,他在重庆复旦大学当老师,后来又在国际宣传处当日文译员,翻译一些抗日传单、抗日手册,针对日本兵的。
  后来,这两个工作都丢了。因为城里老轰炸,我们住在山上,有时就赶不及到宣传处上班了。另一方面,国民党教育部扬言,教授不加入国民党,不得聘用。父亲不愿加入国民党,学期结束后就没有再接到聘书。父亲失业后,我们的日子很难过,还好,周恩来先生安排父亲进了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可以领一份军米,总算有粮食吃了。那时米都很紧张,我们有时只能吃点白薯、杂粮等。
  1941年皖南事变,共产党为示抗议,组织文化人撤退,一部分到香港,一部分到延安去,我们一家被安排去了香港,没有去根据地。对于去延安,父亲还是有一些顾虑,早在武汉的时候,延安那边的鲁艺曾经邀请他去,他觉得去那边可能与周扬他们搞不好关系,而这里的工作也需要他这样身份的人,最主要的是,他舍不得《七月》这个刊物,读者需要它,所以就没有去。《七月》刊登了不少抗日进步文学,影响很大,也聚集起一批如阿垅、绿原、路翎等优秀青年作家,后来“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多数都是那时候的“七月”作者(后来被称为“七月派”)。
  我们到香港不多久,珍珠港事件爆发,香港沦陷了。我们就跟着“抢救文化人”的东江游击队到了桂林,在桂林待了一年后,又回到重庆。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我们才回到上海。因为父亲一直搞进步文艺,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所以1948年,按地下党的安排,他又悄悄去了香港,然后从香港转到东北解放区。母亲和我们则留在了上海。直到1949年解放后,父亲随统战部到北京参加第一次文代会,结束后才回上海与我们团聚。
  
  在这之前,对父亲的批判已经开始了。最早是在1945年,《希望》创刊时,登了舒芜的《论主观》。父亲觉得各种观点都可以刊登,可以使空气更活泼一点,可是地下党方面不大满意:我们这儿都在反对教条主义,你却还强调主观精神,有点唱反调。那时就引起过争论。后来,1947年的时候,香港《大众文艺丛刊》发表了几篇文章,批评他的文艺理论和路翎的小说。同时遭到批判的还有朱光潜、沈从文等人,郭沫若写了著名的《斥反动文艺》,把沈从文界定为“桃红色”作家,朱光潜界定为“蓝色”作家,萧乾则是“黑色”作家。那时候,就开始定调子统一文艺思想了。父亲觉得难以接受,那时候国民党还没有垮台呢,正应该一致对外的时候,怎么这时我们内部就开始闹矛盾整人了呢?
  不光父亲想不通,那些喜欢这些作家作品的青年学生也想不通。所以,父亲后来认真地写了反驳文章《论现实主义的路》。
  
  大难临头
  
  解放了,父亲是非常高兴的,奋斗了这么多年,终于看到了新中国,他充满激情地写了长诗《时间开始了!》,歌颂党和新中国。他对毛泽东是很崇拜的,从读他的《论持久战》起,就非常敬佩毛泽东。毛泽东到重庆和谈的时候,父亲与他见过面。那时他编的《七月》,每期都送一些到延安去,后来毛泽东看到了,也表示过肯定。大概是到《希望》的时候,毛泽东和延安的文艺领导们开始觉得他的论调与根据地不那么一致。
  
  父亲与周恩来的关系比较好,周恩来做统战工作,又是南方局的领导,从武汉到重庆,再到上海,对我父亲一直都有关照。那时地下党的一些指示,其实父亲都是老老实实地执行的。日本友人来访,周恩来也会请我父亲去当翻译,可以说,他对父亲基本上是信任的。
  解放初,父亲常常往来于北京、上海之间,大大小小的批判越来越多,每次到北京去都要住好几个月,母亲在上海非常担心。另外,我父亲的工作一直没有落实,文代会的时候说起要让他参加编《文艺报》,但实际上他说“这些工作我都做不了,一个我并不是党员,另一个周扬他们并不信任我,比较高层次的报刊我没有主权”,所以他都推了,后来别人就说给你好多工作你都不接受。其实,他说,我当作家就可以了,有机会下生活写点东西挺好的。父亲以前是日本共产党员,回国后他向周扬、阳翰生、冯雪峰等都提过,但因左联种种矛盾,虽一再要求,却一直没能正式转入中国共产党,后来他就决心当个像鲁迅一样的党外布尔什维克。由于不是党员,即使安排了工作,做起来也不能得心应手,总隔了一层。并且,当时来自延安根据地的文人已占据了文艺领导的岗位,觉得他的文艺思想跟他们不是一路。
  1952年,“讲话”发表10周年,5月份,舒芜反戈一击,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从头学习》,《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并且胡乔木写了编者按,指出“存在着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这时候就开始公开批判了。我母亲一直安慰他,所以父亲在北京待一段时间,就一定要回上海来看看家人,好让自己精神上得到一些放松。妈妈那时候是上海作协的会员,没有正式工作,写一些儿童文学。父亲琢磨着不搬到北京去总是不行的,于是,我们全家就在1953年8月来到北京定居,这时父亲被安排到《人民文学》杂志当编委,作协也有创作津贴,所以家里经济状况尚可。
  不过,这时候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舒芜的文章出来后,文联和作协一起开了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会,那时还叫讨论,但不容他辩解。父亲觉得文艺界的条条框框太多,和他比较接近的作家都受到了压制,更重要的是,文艺领导的一些做法压制了文艺创作的繁荣发展,使得文艺事业出现了停滞。他觉得中央肯定不知道这个情况,他有责任把自己的见解好好写出来,中央一定会理解他的意思,肯定他的意见,改变文艺领导的作风,使中国的文艺事业能够顺利前进。于是就写了那著名的《三十万言》书,对何其芳、林默涵的批评做出回击,把自己对文艺界的整个设想端出来了。据说开始毛泽东并没有看到,后来,恰逢两个小人物李希凡与蓝翎的文章引起《红楼梦》研究的大讨论,周扬他们鼓动我父亲发言。他说得比较多,也比较激烈。这时毛泽东就要来他的《三十万言》看了,看后很不高兴。
  紧接着,舒芜的第一批材料出来了,里面摘录了胡风给他的私信,并加了注释和按语。由于是私信,写到对那些文艺领导作风的看法时有一定的情绪,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但经舒芜的断章取义和移花接木等技术处理,又加上了“反对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等上纲上线的大标题,这个东西送到了毛泽东的手上,毛泽东一看火就大了,写下了措辞严厉的《人民日报》编者按,将这材料定名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在5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第一、第二批材料出来时,父亲和他的一些友人们被称为“反党集团”,第三批材料出来后,就正式成了“反革命集团”。1955年5月17日,父亲和母亲同时被公安部门拘捕,母亲的罪名是抄写《三十万言》。全国上上下下展开声讨批判运动,造成一大批人牵连入狱、审查、停职。
  
  关在牢里
  
  那时我哥哥在外地上大学,家里就我和才8岁大的弟弟,还有个70多岁的外婆。那一年,我16岁,正好上高一。整天报纸、大喇叭里都说的是这事。那时年轻人基本上都积极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所以即使父亲一下子被打成反革命,虽然接受不了,但也不敢怀疑。我那时还积极要求入团,团组织说那你得揭发呀。我想了半天,也揭发不出什么材料来,他们老说我划不清界线,不深不透,所以就始终没能入团。
  父亲被关在公安部门的“小院”(看守所),在好几个看守所转,最后到了秦城监狱。我母亲没有和父亲关在一起,是在另外的看守所。我们不能随便去看他们,开头好多年没见,后来能让我们去见母亲。我母亲说想孩子了,他们就来接我们去。我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不能自己去的。有时候,母亲会有信给我们,但到“文化大革命”时,我把信都毁了,不敢留了。至于父亲,我们就一直没有他的消息。
  母亲是在我外婆去世以后1961年放出来的。到1965年,经再三请求,母亲才被允许去看父亲。母亲到秦城监狱共探了三次监。这年年底,也就是父亲被关了十年多后,正式审判,被判十四年徒刑。后允许监外执行,在1965年底回到了家中。那时候,父亲精神状态还挺好的,作为保释犯人,他的行动受到一定限制。后来,我们知道他在狱中一直坚持写诗,在北京看守所的时候就写了。不给他笔和纸,他就在脑子里写、背,出来以后再抄下来。在北京住了不到两个月,春节过后的1966年的2月份,他们把父亲送去了四川,母亲与他同行。他们说那边都已安排好了。我和弟弟还留在北京。
  据说最初是想把他送到昆明的,但考虑到昆明离边境比较近,觉得不大安全,就让他去了成都。住在成都市里一个小院,四川省公安厅有人看着,出去玩玩转转可以,但有人陪着。母亲则稍自由一点,可以一个人出去买菜买东西。
  开始在成都生活得还不错,但不久,8月份,“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成都市里待不得了,就把父母连夜送去了芦山一个劳改茶场,山区,比较偏僻,受不到红卫兵的冲击,也算对父亲的保护吧。他们仍住一个小院,但得种菜,并学习毛泽东著作,定期交思想汇报。开头几个月还可以,到后来又不行了。大概是劳改茶场也有造反派,也要批斗,年底的时候,他们就把我父亲一个人押回了成都。开始在看守所,后来送到位于四川大竹县的省第三监狱,并经四川省革委会以“现行反革命罪”改判他为无期徒刑。那个是大监了,一个大房子,犯人一个个挨着睡,条件很差。他年纪又大,又有病,犯人们都欺负他。重活干不了,轻活干不好,很苦。
  
  精神崩溃
  
  父亲是个热情、豪爽、坚强的人,但就是这样的人,在那样的环境下也受不了,而外面的形势又使他感到实在没有希望。父亲的精神就是在这个时期垮的。原来他一直理直气壮的,不承认自己有罪的,这时候不行了,甚至想自杀,最后导致整个精神分裂。我母亲那时还留在劳改茶场里,父亲病了以后,他们又把我母亲调到大竹第三监,给他们一个小房子,单独住开。父亲闹起病来很厉害,幻听幻视,有时还往外跑,有时说谁要来暗杀他了,没事就不停写交待:我有罪,我有死罪……。他写交待,底下就署名“死囚张光人(胡风本名)”。我母亲这时真的非常不容易。母亲不断在生活上、精神上照顾他,父亲这才慢慢恢复过来。
  “四人帮”倒台以后,父亲基本上恢复了,后来来人找他,也不是叫他写交待了,而是要他配合对“四人帮”的调查,写一些姚文元、张春桥的情况。到1979年1月正式释放的时候,他的精神状态都正常了,也恢复了自信。父母终于恢复了自由,来到成都住在招待所里。我们几个子女能去看他们了,这是他们离开北京13年后我们的初次重逢。那时,父亲觉得自己的事早晚会有一个说法的,所以正准备把一些东西写出来,给中央写一些材料。
  我那时已经在农场劳动了20年,我是1957年高中毕业的,那时家庭政治上有问题的,都不能进大学,在三年困难期间,我进了北京郊区的农场,当了农业工人。一直到1979年冬天,我父亲病了,前列腺炎发作动了手术,导致脑缺血,这时候精神病又犯了,我就去成都照顾他。同时,我们还给中央写信,希望能把他接回北京治病,后来中央组织部同意了。1980年3月底,父亲母亲终于回到了北京。但是身体上的病好了,精神上的病又来了,反反复复,时好时坏。
  父亲得的是“心因性精神病”,完全是心理因素的,所以政治情况好了,他就能好一些。以前在监狱里不给他吃药,因为管理人员说他心里有火,让他发发就好了,根本不给他看病。一直到回北京才进精神病院看,后来在上海龙华精神病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精神才基本恢复正常。不过他也说,平常幻听幻视还是有的,所以他晚年连电视都不看。
  1980年9月,中央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首次平反(彻底、全面的平反则是在1988年)。但是有很多因“胡风集团”受牵连入狱的人已经去世了,这对父亲的影响也很大。他十分感叹,这么些人才都夭折了,被糟蹋了。后来我被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做父亲的秘书,帮他一起整理抄写文章并编辑书稿,陪他开会,就医并照顾他的生活。
  1985年6月5日,父亲因胃癌病逝。母亲忍着悲痛,写了回忆录《往事如烟――胡风沉冤录》,真实地记录了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后来又花9年的时间写作了《胡风传》。母亲表面柔弱,却充满韧劲,不仅父亲在世时陪他坐牢,父亲去世后,又为“说清楚”的承诺燃尽最后的生命。
  我的父亲去世已二十多年,母亲去世也已三年多了。为了他们钟爱的文艺事业,我将不遗余力,整理他们的遗著及其他资料,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胡风研究这一课题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去年由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胡风家书》和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梅志文集》四卷本应算是我近年来完成的工作。我相信,我的父亲母亲一定会为此感到欣慰。(本文图片由张晓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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