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雷斯科特说“和谐”] 普雷斯科特

发布时间:2020-04-07 来源: 感悟爱情 点击:

  至于“和谐”,与其说他关心如何和谐,不如说更关心如何面对不和谐。      当主持人宣布采访结束,我只顾低头整理自己的物品,没想到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先生走到面前,一边伸出手来一边用带着拖音的英语说:“谢谢交流!”这位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格林斯潘的美联储同事,确实如传说中那样随和亲切。
  11月23日,应上海经济管理中心邀请,他来到在上海大学举办的“关注经济热点,构建和谐社会”论坛发表演讲。演讲主题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一个西方人将如何谈论“和谐”这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概念?中国式的和谐,是长期浸淫在市场经济观念当中更习惯谈论“公平与效率”的西方经济学家所能理解的吗?
  普雷斯科特作为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反对凯恩斯的需求导向政策,强调当代经济问题来自诸如工资、产出等供给方面。他认为,基于经济个体的理性预期能力,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主要指变动经济政策)往往无效,而稳定开放的政策才有助于市场自发地促进繁荣和公平。这些理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推进早已为人熟知,而我更感兴趣的是,早就听说普雷斯科特热衷研究中国经济史,所以很希望能分享到一些心得。在演讲之前的访谈中,我对他说,两年前他在北京与网友聊天的时候谈到中国的明朝,而明朝的社会很难说是和谐的。普雷斯科特诙谐地说,他不同意我的观点,因为按照明朝政府的看法,明朝是和谐的。但是他更感兴趣的是宋朝,那时候中国社会更自由,而GDP和人口都领先于其他国家。所以竞争太少并不有助于和谐,大家都能自由地追求财富和发展才是和谐。
  我告诉普雷斯科特,他的美国同胞,左翼学者,国际社会学会主席沃伦斯坦先生两周前刚刚在上海大学做过演讲,沃伦斯坦和他的老师布罗代尔一直质疑自由放任市场的有效性。也许因为人名翻译的问题,普雷斯科特一直没有弄清楚我说的是谁。之后他的学生,现任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雷鼎鸣教授告诉我,普雷斯科特很讨厌政治。普雷斯科特说话的时候常常停顿,动着下颚,仿佛仔细思考搜寻正确的用词。我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位可亲而又严谨的老人,十分单纯地沉浸在他的理性世界里,相信纯粹实证经济理论是避免了政治干扰并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即使后来有听众咄咄逼人地问到十分敏感的伊拉克战争问题,他也丝毫没有失去严谨温和的态度,还是不紧不慢地搬出公式般的经济理论作为回应。
  他开门见山强调和谐与发展协调一致,不过仅仅和谐不足以保证发展。他的关心显然在发展上,主要观点是:肯定中国1978年开始的新经济政策带来了经济高速发展,但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强调企业家的作用,强调现代经济管理知识,强调通过市场自发调节保证个人生产的积极性。至于“和谐”,与其说他关心如何和谐,不如说更关心如何面对不和谐。他有两个观点,第一,经济转型过程会是痛苦的。第二,用发展两阶段观点来说明,只要坚持正确的政策,痛苦就会过去,自由市场竞争最终会使高收入从企业家、贸易部门和沿海扩散到更多劳动者、制造部门和内地。经济发展需要高储蓄高积累,而高税率和社会再分配都会伤害储蓄热情,所以希望中国不要学习欧洲的福利国家模式。可以说,普雷斯科特先生用自由主义经济学语言向我们重述了“先富带动后富,走向共同富裕”的理想,告诉我们自由市场将是这一切的保证。他最后的结论是:中国政府应该坚持扩大开放,尤其是应该开放FDI(直接投资),不要学习欧洲的福利政策,继续鼓励企业家创新,那么社会和谐终将到来。演讲最后,他再次提到中国的宋朝和明朝。不用听我就知道他是要说:宋朝的开放带来繁荣,明朝的封闭带来落后。
  对于多少接触过经济学理性预期理论的人来说,普雷斯科特今天的观点也是可以预期的。他出现的意义就是要重申对于自由放任市场化路线改革的坚持。他只需要谈论抽象的经济观点,具体问题交给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去谈论就好。48张幻灯片,简单明了,可是中国的问题,还等待着中国人――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学家们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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