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为什么生活在表层——读《以撒-伯林的一生》】 以撒怎么读

发布时间:2020-04-10 来源: 感悟爱情 点击:

  

  伯林是我所同意的,也是我所犹豫的。四年前的11月28日,即伯林去世后二十天,「南方周末」曾经组织一个版面,纪念这位思想家的贡献。我以“伯林去矣”为题,写了一篇短文,语调积极,同时也流露一丝犹豫。当时读不到有内容有深度的传记,能否定或验证我对伯林的犹豫。此后仅一年,他的传记作家伊格纳蒂夫出版英文巨著――「以撒亚――伯林的一生」。高毅、高煜两兄弟通力合作,移译这一长达500多页的巨著,2001年出版汉译本。我们终于有了一本可以讨论伯林生平与内心世界的依据。

  

  伊格纳蒂夫是学者、作家兼记者,是哈佛历史系的博士。他从1987年获准进入伯林生活,长达十年,每天下午三点,准时扣响伯林的房门, “一小时一小时地录下他的谈话,象佣人用水桶从井里汲水”。他不是伯林学生,也不是伯林的后代代理人,这使他能与传主拉开距离,写作时能保持平视而不是仰视。他还与伯林拥有同样的俄国血统,能听懂伯林晚年在衰老状态下突然恢复的絮絮母语,这使他能深入传主内心,听到伯林轻易不吐的心声。本书最后一句是:智者的一生,应该是怀疑的、冷静的,并且是自由的。似乎是对伯林盖棺定论,但用来总结作者对传主的写作态度,也很适用。

  

  高氏兄弟的汉译本书名略有改动。中文名为:「他乡:以撒-伯林传」。译者将书名添上“他乡”一词,不是画蛇添足。伯林1909年出身于一个犹太商人家庭,童年在里嘉、彼得堡度过,十月革命后随父母避居英国,很快在牛津知识界获得成功,23岁就顺利获得万灵学院的教席。二战期间有过短暂的外交情报生涯,也介入过犹太复国主义上层活动,但战后不久还是回到牛津象牙塔中,安度余生。远远望去,伯林头上有“王室勋爵”的光环,走近一些,也能看到“政治哲学家、二十世纪思想大师”头衔,再走近,则会看到他生命的原色,原来不是别的,只是一个犹太兼俄罗斯移民的后裔,一到英伦即交好运,从此好运不断,以致乐不思“蜀”,且把“他乡”当“故乡”。

  

  高毅在译序中总结伯林一生是三大传统的交汇:犹太宗教、俄罗斯情结和英国经验主义。这一总结也很精到。如果要说二十世纪有哪两个民族劫难深重,暂不算中国,那也就只能列举俄罗斯和犹太。俄罗斯遭两次大战重创,大起大落,如今还未复原;
犹太则有六百万人被投送进焚尸炉,两千年后还国,在同一块土地上遭遇另一个复国主义运动强悍抵制,至今纷乱不断。伯林身为犹太,生于俄罗斯,或许是不幸,但青年以后有那样安定的环境,可以深度潜入那两个精神母邦的历史命运。这样的不幸和有幸,能勾兑出人类思想史上的最好作品。他对十九世纪俄国思想家的移情共鸣,使他提出了“刺猬与狐狸”的著名论断:“狐狸多所知晓,而刺猬只识得一件重大要事”。如果停留于这样的比喻,人们可能会责怪他以那样凝重的俄国题材仅仅写成了一个动物寓言,浪费了上好原料。幸而他很快把这样的总结勉力提升到一个思想高度:价值多神论、文化多元论。他认为人生悲剧的最为深刻之处,是在于选择某一价值的同时,总在放弃另一些可能具有同等正当的价值。他对英国经验主义政治哲学的贡献,荧荧大端者为一对著名小经典:“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按照本书另一序言钱永祥先生的提示,这一说法的历史内涵此前已经被贡斯当、约翰-密尔、甚至黑格尔逐渐说尽,但毕竟是在他这里熔于一炉,获得了对仗工整的表述。对于这些思想成就,人们可能稍嫌其表浅,但还是应该保持敬意。令人不解的是,对于犹太民族在本世纪的苦难沉浮,他没有留下相应程度的思绪。

  

  伊格纳蒂夫不是以思想分析,而是以现场实录而取胜,故而给读者留下很多饶有情趣的细节。据他观察,每天下午,他都看见在这个著名思想家“面前的咖啡桌上,摆着一些盛有杏仁果和一种芬兰薄脆饼干的铁盒。他常揣着这些食品去参加宴会。在紧靠他的座椅的书架上,有一堆摆成金字塔形的巧克力。”“他患有疑病症,喜欢生一些不难治愈的小病。他喜欢医生、养生术、疗养院,一点小病就要卧床。学生们记得他常常就在床上辅导功课,被子上散布着书籍、纸张、茶杯和饼干。他会告诉你,他的日子很不好过,但实际上他过得舒服极了,因为他的那些小病几乎免除了他本来应尽的所有义务”。

  

  伊格纳蒂夫还记得,伯林儿时生活过的里嘉城区通行的是德语,那个城市的上层社会大都是说德语的日尔曼人。以此而言,伯林是在德语环境里长大的,他的一生除了犹太、俄罗斯、英格兰,应该还汇聚着第四文化――德国传统?这就容易使人想起汉娜-阿伦特。她与伯林为同一代犹太后裔,走过同一条黑暗隧道。汉娜这一生所目击的历史事件,伯林都未漏过,而伯林的另一些经历,汉娜则无幸亲历。伯林这一辈子活得是这样长久,居然能把一部十月革命从头开始看起,一直看到1989年前苏联解体,平地里起高楼,忽喇喇大厦倾,一个世纪的历史流经他的眼前,就象一部放慢速度的无声片。50年代汉娜推出「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举世瞩目,伯林不会无动于衷。不久,英国王室封以伯林勋爵头衔。他的一位女友写信祝贺他说,这个勋位是为了奖励他“对于谈话的贡献”,令他终生羞恼不已。伯林和汉娜都关心自由受到的威胁,并以此为终生写作的方向。那本「极权主义的起源」,如果是由既听懂德语、又目击俄罗斯革命、还见证犹太命运的伯林写出,或许能写得更有力度。

  

  赫尔岑是伯林发现的,这是伯林的又一贡献。没有伯林,赫尔岑不会重新回到二十世纪学院教授们的视野。「往事与随想」是伯林一生不离的爱物,打动伯林心弦的地方,肯定在于赫尔岑的颠沛生涯。他们从同一块土地上出走,又流寓在另一块相同的土地。赫尔岑尽管出身高贵,爵位来自继承,而不是赏赐;
但他热衷于革命,出入于一国又一国的流亡圈子,甚至与马克思的“德国硫磺帮”也有过不算冷淡但很不愉快的交往。流亡英伦数十年,他没有兴趣迈入帝国学术体制一步。与伯林满足于英国王室周围的氛围相映成趣,赫尔岑一生似乎满足于另一端――做一个俄国王室的死对头,散尽家产,抵死不渝。赫尔岑并不偏执,他既有虔诚信仰,又不受偏狭教条的束缚,一生由失败的记录组成,却始终能保持激情澎湃。那是一道夺目的光焰,伯林毕竟不能凝视太久。他掉转头去,寻找到屠格涅夫为他的终生榜样。他看重屠格涅夫的是精致、细腻、甚至有些女气,以及“天真的唠唠叨叨的理想主义”。赫尔岑的伦敦流寓相去伯林不远,伯林在那里生活了七十多年,似乎没有去寻找过一次赫尔岑的遗迹,至少伊格纳蒂夫没有留下记录。但是伊格纳蒂夫十年里一直在追问:“你思乡吗?你对故乡里嘉和彼得格勒又作何感想呢?”伯林一遍遍地断然否定:“根本不想,过新的生活,我要重新开始。”这种回答,冷淡而令人震撼。难怪伊格纳蒂夫有这样犀利的观察:尽管伯林一再强调,他坚持的是“英国传统深处独有的东西”,但是,“这些英国成分是透过玫瑰色眼镜折射出来的。他所描绘的英国性,是他在20年代初次体认就固定在他脑子里的英国性。英国人的偏狭、土气、平庸和岛民特性,对于他的英国观没有产生任何影响。英国人之所以喜欢他,就是因为他对他们说出了他们最自我欣赏的神话。”

  

  通观全书,华彩乐章当然是1945年的夜访泉楼,伯林与爱克玛娃深度交谈。那一晚如泣如诉,如行歌的慢板,可令人百读不厌。但我也怀疑,恰恰是在这一华彩乐章,暴露出全书唯一的盲点。与伯林一样,伊格纳蒂夫都来自“镜子以外的世界”,是从外面向里面看。他能非常细腻地剖析伯林在这一晚的内心震动,一层又一层,但对爱克玛托娃那一边的心迹则无法深入,只能停留于对诗人才情的赞叹。里面的人有说不出的苦,欲言又止;
外面的人有看不见的苦,雾里看花。里外两面就象友情合演一场中国歌剧:“三岔口”。舞台一亮,里面的人刚一说出,外面的人瞬间看清,定格:这个人已经化为一道闪电,同时被闪电灼毁。在她能被看到时,看不清;
在她被看清时,她已经不存在。她是以看不到为代价,换取了瞬间的被看清。那天之后,要不了几个星期,所有被访问过的人都遭遇了不幸,唯有伯林除外。对伯林而言,疑小病,宜微恙,说一遍莎士比亚台词:“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几分矫情,几分平常。而对里面的人,一生缄默,连“不许说”也不许说,一旦说破,那就是点着一把火,一道霹雳闪过。他们的生死大劫似乎降了一格:“说,还是不说,先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伯林和伊格纳蒂夫是说俄语的人,他们都听到了“说”,也记载了“说”,但他们永远听不到言说者内心的伤痛。那种伤痛,伯林只听到她喃喃自语:“没有用的,你来自人类社会,而我们这里被分成人类和……”。只有在他走后,里面的人才如夜半歌声一般突然吟诵:“究竟是什么样的光,令我们在黎明前发狂?”

  

  爱因斯坦对伯林的评价是:“上帝那座规模庞大而戏多半不很精彩的剧场里的一名观众”。

他们见过一次。爱因斯坦语存仁厚,他大概本来想说,其实不是上帝给伯林观看的戏剧不精彩,而是这个看戏的观众不够精彩?二十世纪的思想家几乎没有一个人,能象他那样蒙上帝之洪恩,亲见如此多的重要剧目,一些剧目之漫长,只有同时配享上帝特许之长寿,才能从头到底,从容看完。二十世纪的思想与文化,离不开流亡者的贡献。甚至可以这样说,这个世纪最好的精神产品,大都来自流亡者刻骨镂心的伤痛。流亡不仅是外在的,更多的还有留守者内心的流亡,简称流放。不能拿俄罗斯以苦难浸渍的那份病态自虐来苛责伯林。他做得也已经够好了,无论是缅怀前一代的赫尔岑,善待后一代的萨哈罗夫,或是夜访留守者,他都给予了应有的敬意。但这一份敬意,正如他自己所言:“我总是活在表层上”,散发着一股纸面上的牛津味。伯林去世以后,对他最为不利的一种评介,也来自一个牛津同事:“他只是一个沙龙艺术鉴赏家”。我不太忍心说伯林浅薄。但这位老人最令人敬佩的确实不在他的学术成就,而在于他的自知之明,他早已预见到身后会有苛评,于是模仿路易十五的口气说:“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因此,他对伊格纳蒂夫只有一个要求,传记只能在他死后公布。但在他生前,伊格纳蒂夫始终在逼问一个中心问题,且看他如何记录:

  

  “您从未有过悲剧性的生活,怎么会如此强调悲剧性选择,并对受内心折磨的人如此深表同情?”他的回答很干脆:“我的生活与我的观点截然不同,……我认为所有选择都是痛苦的,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选择对我是痛苦的。”“您的生活为什么如此不可思议地安宁?”他用平静的、有些丧气的调子回答说,他的快乐是因为他浅薄。“别人不晓得我总是生活在表层上。”

  

  于是二十世纪思想史就留下了一道以伯林命名的难题:为什么有思想家愿意生活在表层,而且如此清醒?

  

  试析一:流亡者面对流亡地的生活与思想,永远是一个旁观者,无法真正融入。他所能做的最好事业是在旁观时,运用独特的想象揣摩思想对象的内心世界,由此养成伯林移情共鸣的过人能力。这一能力对于伯林选择以思想史为终身志业是再好不过,但也因此使他只能获得大段“旁白”,不能进入“剧情”。

  

  试析二:他的生活与他思索的生活脱节,是他文化多元价值观的自我证明。即使是逃避,这一逃避可能有更深一层的含义:他不愿戳破表层,是因为他听到表层之下激情汹涌,文化多神论在暗中撕咬,非人间能够忍受。或许从来没有一个人象他这么明白,人类千年苦斗而争取的自我选择,一旦实现,在政治上是一种权利,在价值上反而带来困惑。

  

  试析三:十九世纪的沸腾思想,已经冻结为二十世纪学术解剖刀下的化石。此前的思想意味着受难,是痛苦,遭临悬崖绝壁,纵身一跃,化为一道壮丽的瀑布。此后思想变为学术,再激进的学术也能挂上王室的勋章。学者的四肢和视野一起收缩,只能听听过去的故事,说说今天的内心,以能指代替所指。他们是以放弃肢体能力,换来舌苔与听觉的纤细。赫尔岑听不到或听不懂这些,是因为他生活在古代。

  

  试析四:伯林之深浅可能与他所服膺的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特有风格有关。这一“主义”在制度安排上踩着实处走,几无大错,但在哲学思辨上则回避高论,不提供甚至拒绝过度阐释。艾可顿是这一哲学在政治上的教父,有一次他这样总结英国人厌恶思辨的性格:何为精神?没有物质(――不必在乎);
何为物质?不是精神(――无须操心)。伯林或许太明白,这一哲学充其量是地面上的行走,无悬崖可跳,无飞瀑可跃。

  

  试析五:端详一下百年前他在里嘉的那张婴儿期照片,富贵甜美,面如女婴。伊格纳蒂夫观察到的那些甜点、巧克力细节,显然来自他的这一家庭背景,里嘉木材商会会长的独生子,一生安逸。肯定中产阶级的历史价值与社会功能,是一回事,警惕这一阶级的庸碌趣味则是另一回事,而伯林是否在这一阶级的趣味中沉溺过久?一到伦敦,即入牛津,也不是什么好事。过早入“彀”,即使如牛津这样的“彀”,也是“彀”,都会收短人的视野,只见书页,不见森林。这两者是伯林的“好运”,但是“好运”的另一面,恰好构成一个腐蚀,挡住了他本来可以发掘的思想深度?

  

  最后,但未必是最不重要的一个解释是,所有的深度挖掘,也可能不及一个常识。那就是人们都忘了,包括伯林自己也在努力忘却,他离开俄罗斯时只有十一岁。严格说来,流亡的是他父亲,而不是他自己,而他父亲流亡时还带着百万家产,又不能说是流亡者,只能说是一个富有但政治地位不高的移民。伯林只是这一类移民的第二代。俄罗斯能留给他的只是模糊的童年记忆,以及一份母语。就象大多数移民的第二代,很光滑融入了当地文化:此后他是在英国完成了整个社会化过程,几乎连插班都不必,按部就班地念完那里的小学、中学、大学,又顺理成章进入万灵学院,安享教席。童年那一点模糊记忆,未必能构成一个强有力的前结构,绝大多数儿童都会置之脑后。是伯林自己在强化,居然能把这么一点稀薄的童年记忆不断强化,强化为牛津背景之背景。由此引起的批评,也与他的强化有关,骑虎难下。他后来关于俄罗斯说了那么多,不应该责怪其肤浅,而应惊叹其难能可贵。人们读伯林生平500页,那是伊格纳蒂夫写的500页。是这本传记的作者有浓厚的流亡情结,于是一再追问传主是否也有同样的心情,无意中也强化了伯林的儿时记忆

  

  那时候,那个叫做以撒的犹太男孩才十一岁。

  

  2001/6/17

  

  《阿赫玛托娃传》/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15·00元●《 安·阿赫玛托娃传》/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20·00元●《诗 的隐居———阿赫玛托娃札记(一)》/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33· 00元

  

  本文删节版发表在南方周末,2001-07-19 10:4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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