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爱多》,一场末开庭的官司] 异地官司在哪里开庭

发布时间:2020-03-15 来源: 日记大全 点击:

  背 景      1999年11月,《南风窗》推出了一本20万字左右的专刊――《风雨爱多》,旨在通过记述“标王”爱多和商界奇才胡志标的风云历史,探究中国企业兴衰成败的规律和原因。该书作者孙玉红曾任《羊城晚报》中山记者站站长,由于中山是爱多的发源地和总部所在地,因此作者具有相当的条件去跟踪和研究爱多。
  同在11月底,沉沦达半年之久的爱多再次启动。先是爱多最大的债权人之一、爱多一系列广告的策划和代理人胡刚出任蓝火科技公司总经理,并与几大债权人联手,获得爱多品牌的使用权。也就是说,胡志标的爱多品牌现在要由胡刚等人使用。如果“新爱多”启动顺利,它将在一段时间后开始向“老爱多”支付品牌使用费;接着,VCD巨头新科对“新爱多”伸出援手,昔日两大对头握手言欢。新科将从技术、零部件等方面协助爱多组装DVD。
  在爱多重新启动的过程中,胡志标再次走入人们的视野,作为顾问为“新爱多”推波助澜。
  《风雨爱多》的问世,将昔日爱多的辉煌与暗淡尽呈于读者面前。胡志标不能不有所反应。11月初,他委托律师向广州市东山区法院起诉了《南风窗》和孙玉红,以“名誉权和肖像权受损”为由,提出索赔精神损失100万元等要求。
  “胡志标诉《南风窗》索赔百万元”一案,原本有可能成为世纪之交传媒界与企业界的一大新闻,其炒作空间可说无限。但《南风窗》接到诉状一个星期后,胡志标委托律师提出撤诉。在这场静悄悄、未开庭就已结束的官司背后,无论《南风窗》,还是胡志标,其思考与行动方式都是耐人寻味的。
  
  胡志标遭逢风雨
  
  对于29岁的胡志标来说,1999年,大概是他生命中最刻骨铭心的一年。1月18日,他与公司副总裁、曾任他秘书的才女林莹在中山完婚。138万响的鞭炮,由18辆白色奔驰和中间一辆劳斯莱斯古董车组成的迎亲车队,118席盛宴和众多商界名人的捧场,极尽热闹与气派。当时,除了爱多内部及一些周边厂商和经销商对爱多已陷入资金困境、缺乏充足的支付能力有所了解外,社会上对爱多的评价仍是众口一词的“好功夫”。婚礼后不久,爱多的一些高层经理人纷纷出走。胡志标面临爱多成立后的最大挑战。当他终于找到了合作伙伴――中山市张家边工业集团,准备出租爱多品牌与对方联合经营,以求度过资金危机时,4月7日,爱多的另一股东陈天南授权律师在《羊城晚报》发表声明,不承认爱多下属若干公司的合法性,将股东之间的纠纷大白于世人面前。
  爱多有三个股东,胡志标(45%),陈天南(45%),公司所在地东升镇益隆管理区(10%)。长期以来,公司基本上由胡志标经营管理。当爱多蒸蒸日上时,股东间相安无事。1998年,整个VCD市场进入残酷的肉搏战,爱多赢利能力不断下降,尽管依靠强烈的零售终端促销仍保住了市场份额,但促销成本过高,以至在一些地区,卖机器已经亏本了。在此情形下,爱多资金周转失灵,无力支付部分供应商的材料款、媒介广告款甚至员工工资,而爱多内部管理相对粗糙的毛病也开始显现出来,如有些部件的备料库存过高,占用上亿资金,而有些部件由于拖欠供应商款项,供应商不再供应,以至于相当一段时间,顶着“标王”旗号的爱多竟装不起一台机子供应市场。
  如果爱多能像国有企业那样不断有人输血,如果爱多能有雄厚的资金积累或战略伙伴支持,资金困难本不会引发整个企业危机,但偏偏是,胡志标是一个毫无背景的农民的儿子,爱多是一个只有3年历史的私营企业,爱多的钱又都投在市场上、品牌里。几千万元的资金短缺使整个爱多运转的链条越绷越紧,难以为继,终于,陈天南失去了耐心。
  可以想象胡志标面对众多债主和媒体追击的窘境,可以想象这对年轻夫妇新婚后承受的巨大心理压力(林莹又在这时怀孕了)……所有的光荣俱成往事,而时光却不会倒流。
  1970年7月20日,胡志标生于广东中山坦背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的胡志标经常睡在猪圈上层的茅草房里,受蚊蝇叮咬,与冷雨为伴。为了挣学费,夏天,他经常游过一条上百米宽的河,到对岸种草菇,草菇长好了步行几十里到东莞去卖。从少年时,胡志标就迷上了无线电,常常用卖草菇的钱买无线电零件,还竖了一根天线捣鼓。中学毕业后,他帮人修电视机,和东升人陈天南相识并成为生意伙伴。他们开过一家小厂做变压器,后来一人出资2000元办了个升达电子厂,做过游戏机、学习机,赚到第一桶金。
  1994年,胡志标偶然认识了升达厂一个职工的老上司――新会某电子厂的刘强。从刘强那里,他第一次知道了VCD这个名字。从此,他迷上了VCD,梦想借VCD这个产品大发其财。1995年6月,已经加盟升达厂的刘强研制出首台VCD样机,这台样机和新公司的名字就是“爱多”。爱多当时所拥有的资金只有80万元。
  1995年11月,第一台爱多VCD出厂。1996年10月,爱多巧借香港回归盛事,将VCD价格从2000多元拉到1997元,顿成市场领头羊。11月,爱多请成龙做广告,即“爱多VCD,好功夫”篇。在整个1996、1997年,爱多以一系列市场和广告策划风靡全国,获利甚丰。1997年11月8日,爱多在中央电视台广告投标中夺得’98标王……
  那是何等的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日子啊,爱多像一个快速创作的神话,以无比绚丽的姿态揭开了中国VCD市场大发展、大繁荣的序幕。爱多对影碟机市场的贡献,连新科老总秦志尚亦在多个场合盛赞不已。
  快速的成长期之后,是市场的对峙期,爱多既是示范,又是靶子。当竞争进入白热化,开始考验企业的综合竞争能力和忍耐力(譬如拳击,看谁熬得久,抗得住)的时候,爱多的步履再也不可能虎虎生风了。它既没有新科攒了十几年的家底,也没有厦新、先科等国企特有的优势;既不能像万利达那样选择稳健的跟随政策(因为爱多本身是领跑者),也缺乏步步高段永平那样厚积薄发的管理经验。胡志标和林莹都明白爱多要调整,要加强管理,也开始采取一些措施。可惜,4月7日的《股东声明》,使一切都变得晚了。用“狼狈不堪”形容爱多危机公开化后胡志标的窘境,决不为过。
  坦率来讲,爱多一直是媒体的“宠儿”。即便在爱多出事后,绝大多数媒体的态度仍是十分理性的。在这一点上,他比史玉柱(巨人)、吴炳新(三株)、王卓胜(秦池)等人幸运得多。后者的问题确是传媒先捅出来的,而爱多危机是其股东花钱在报纸上声明出来的。
  当胡志标读到《风雨爱多》时,他的心情是相当复杂的,尽管这是一本经得起推敲的作品。他在VCD行业的一些朋友说,胡志标对该书的不满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认为个别细节失实,如“爱多从下属公司抽取资金”、“给债主开假支票”等等;二是认为该书会影响爱多品牌形象。在许多地方,人们认为爱多危机主要是股东纠纷的危机,而该书还波及到爱多的许多管理、决策、企业文化建设问题;三是书中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昏君带领一帮能臣在打天下”,似乎出的问题都是他胡志标的责任。11月初,心如乱麻的胡志标由几个当年的经销商陪同,到湖南张家界散心去了。与此同时,他委托律师起诉《南风窗》和孙玉红,“要用法律手段为自己正名”。
  
  《南风窗》面对“风雨”
  
  从1996年到1999年,《南风窗》的发行量上涨超过300%,成为中国政经类杂志中的佼佼者之一。无疑,它的成长动力,来源于读者的厚爱。而读者的厚爱,又与它“聚焦政经 相约成功”的鲜明定位和充满责任感、使命感的鲜明风格,息息相关。
  在《风雨爱多》之前,《南风窗》曾经对巨人、三株、白云山制药厂、河南亚细亚、健力宝、秦池等企业的发展作过反思,也曾经对许多优秀企业进行过报道,并邀请了国内10多位一流企业家到广州出席“与成功有约”论坛。无论褒贬,俱出乎公心。因此,《南风窗》的企业反思报道,从未惹过什么官司。相反,当一些企业认识到其价值后,对批评反思还能消化接受。史玉柱沉寂数年不见记者,但1998年仍欣然接受《南风窗》邀请,到广州与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见面;三株广东分公司的前后两任总经理都经常参加《南风窗》的活动;白云山制药厂甚至专门购买了几百本反思“白云山”问题的杂志,中层干部人手一册,开会研讨……
  为何要出《风雨爱多》,作者和编者的想法大致如下――
  作者:“我曾经满怀热情地歌颂过爱多,为这个市场经济大潮中诞生的奇迹激动过,为之呐喊过,为胡志标这位‘中国梦’的实现者喝彩过。如今爱多的光芒消失了,就像一场激动人心的演出突然落幕了。面对空洞洞的剧场,我突然感到自己有责任再写爱多,不为风头,不为猎奇,而是感到有义务将3年多来我所观察和了解的爱多记录下来。”
  编者:“我是以虔敬的心情读完这部书的,因为它记叙了伟大的市场经济年代一个动人曲折、起伏跌宕的故事――一个中国造的‘现代牛仔’飞驰过我们的视野,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来得辉煌,去得凄凉。胡志标是一个缩影,一面镜子,一个象征。他的血里流着我们的血,他的成功把我们的梦想放大,他的失败把人性的弱点尽呈。爱多的得失成败,酸甜苦辣,令所有关心中国企业命运的人无不为之深思。”   这样的一本杂志,这样的一本专刊(《风雨爱多》以《南风窗》1999年增刊形式出版),仅仅因为几处可能存在的细节不当就被索赔百万,恐怕无论在谁看来都是不可想象的。但法治社会崇尚以法办事,《南风窗》在几天之内迅速作了应对――
  1研究《新闻法规政策须知》,并向省市版权局有关负责人咨询,了解名誉权、肖像权官司的适用法规和既往案例的情况。
  2咨询一些知名律师的意见(其中包括北京竞天律师事务所的彭学军先生,他是众多跨国公司的法律顾问,亦是当年“国贸诉吴祖光案”中吴祖光的律师,还是著名作家赵喻和《中国作家》杂志的律师);委托广东律师界最具规模和影响的广东广大律师事务所的主任薛云华先生作为诉讼代理人。薛云华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自1986年开始从事律师工作,目前是中国律师协会13名常务理事之一,亦是广东省律师协会的副会长。
  3《南风窗》和作者根据律师要求搜集准备了大量的证据为自己辩护。
  当我们确信自己将在诉讼中赢得优势时,几家传媒的记者也通过种种关系了解到此事。让传媒介入,这是一种诱惑――无论是炒作杂志的知名度,还是促进《风雨爱多》的销量。尤其是我们正处在发行征订季节,杂志知名度的提升,无疑有助于2000年杂志的销量。
  官司一触即发,新闻战一触即发,几家不知道我们已请了律师的律师事务所也通过关系打来电话,希望能担任《南风窗》的诉讼代理人。
  就在我们信心十足准备应诉的时候,另一些场景和思考却不时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
  1998年5月,《南风窗》请史玉柱来广州。在华泰宾馆吃饭时,一位最早报道“巨人危机”的记者朋友打电话来,希望能和史玉柱再谈谈,并做些报道。当我转告时,史玉柱“王顾左右而言他”,明显是不答应的姿态。他说:“当时就差2000万周转不过来,如果不曝光,本来还有机会。”他对媒体的警觉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从不相信企业之败是传媒之过,企业的敌人其实永远是自己,而且总体来说,中国媒体对企业的虚夸远大于客观的分析和理性的批评。但史玉柱的反应也并非毫无道理。在中国特有的消费者接受心理下,一条简单的描述企业负债、周转不灵的新闻有可能要了一个企业的命。哪个企业上了中央电视台“3?15晚会”的投诉榜,几乎就是灭顶之灾。因为新闻的这种威力,不少企业都花大功夫搞“媒体公关”,甚至利用传媒去打击竞争对手。企业批评如何适时、适度,确是一门学问。
  我与胡志标并不相熟,但在有限的接触里,总能感到他的一些非凡之处。他喜欢低头走路,经销商说他走路都在算钱;他征战市场经常开会到凌晨三四点钟,就在会议室沙发上打个盹,但他总是说:“老秦(指新科老总秦志尚)比我更拼,他都50多岁了。”他出身贫民,却极有胆魄,敢出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年薪给经理人。他有时很天真,天真得可爱,口无遮拦,但又极为执著。1998年6月在四川与经销商见面时,他对400多名经销商说:“我胡志标今年只有29岁,我还年轻,我们想干到60岁。我希望和大家一起再做30年生意。”当时人人起立,掌声达10分钟之久。今天,胡志标是陷入了困境,他正努力挣脱这困境。此时,把他拖进一场他并无胜算的漫长官司,让他再次面对传媒的包围,对他是否公平?
  更重要的,我想到,从巨人到三株,从飞龙到爱多,这些年的媒体反思焦点都是民营企业。而众所周知国企问题多多,却少见具体的案例(类似褚时健那样的案例都是先看到新华社通稿才知道的)。这里面有什么更深层的原因?
  还有,企业的兴衰成败在国外本是一件平常事。成功的企业就和成功的人一样,毕竟是少数。从这个意义上讲,失败才是正常的。对失败者,要不要多一些平常心?
  最后,官司大打,新闻大炒,难道就是《南风窗》真正想要的价值?读者真的会认同?未必!责任――我们要的是真正负责的选择,而不是自炫。
  ……
  我们说服媒体不要报道。我们试图寻找一条解决问题的新道路――那就是“不打官司”。而这,意味着胡志标必须撤诉。
  我几次想打电话给胡志标。但终于,我们决定还是请第三者去调停。而最合适的调停者只有一个,今日集团总经理――何伯权。
  
  何伯权调停“风雨”
  
  何伯权悄悄地在广州安营扎寨已经有大半年了。将乐百氏总部从中山小榄移到广州,是为了集团更进一步的发展。这几年,乐百氏没有像娃哈哈那样借与法国达能合资之力,斥巨资开拓新产品市场,而是苦下功夫修炼内功,延请了包括麦肯锡在内的一些国际顶尖咨询公司,管理软件公司帮助自己提高竞争力。为了提高公司中高层管理者的团队精神,何伯权甚至斥资200多万元,邀请香港一家著名的人力资源培训公司为公司24位高层管理人员作训练。何伯权并不排斥合资,但他觉得,这一步一定要走稳,不能急于求成。
  何伯权不是官员,是企业家,从80年代末创业,乐百氏常青不衰。何伯权也是中山人,长胡志标8岁,乐百氏和爱多堪称“威力”之后中山最出名的两大品牌,胡志标不止一次称“何伯权是我最佩服的中国企业家”。
  何伯权一直在关注爱多,只是由于时间关系,由于两人都经常出差,天南地北难得一见,因此无法给胡志标更多企业管理上的助益。
  何伯权是在中央电视台2000年广告招标的间歇,用一个晚上时间看完《风雨爱多》的,他说看到凌晨3点。谈起胡志标,他对我们说:“胡志标的管理是有些问题,而且企业成名太快,心态上难免浮躁张扬,失去应有的冷静。但我是很佩服胡志标的。佩服他什么?佩服他的胸怀。一个私营老板,能把财务、市场等主要职位都交给外来的经理人打理,而且出那么高的薪水,是不容易的。”
  至于《风雨爱多》,何伯权认为“不存在伤害胡志标人格的问题”。个别细节有出入,没有必要上法庭,那样对胡志标绝无好处。
  有意思的是,《风雨爱多》面世后,大量的读者对胡志标的反应都是正面的。为其出谋划策者有之,感叹民营企业发展艰辛者有之,称道胡志标的经商天才者有之。著名学者温元凯说“从书中看到了胡志标的过人之处”,愿与之交流管理心得;广东几家高校的MBA班将此书作为一个宝贵案例来研究;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谢百三专门撰文推介此书;北京大学广州校友会一负责人写信给作者,让代转给胡志标,“可到北大招聘英才,重振爱多雄风”。
  步步高总经理段永平以诚信经营、管理扎实而著称,看完《风雨爱多》,他也为阿标这位当年的对手讲了几句话:“我的确认为爱多的管理有问题,比如原料库存问题。但从法律意义上说,爱多毕竟还没有垮(破产)。没有垮,就不要太早给他下结论。”
  何伯权说:“这几年,关于企业反省的文章比较多,几乎每一个倒下的民营企业背后都是一串反省文章。我看后,觉得有些文章并不扎实,道听途说,东拼西凑,是为反思而反思。我想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还没有把企业的失败看成市场经济的一部分。有市场经济,就有兴衰成败。国外企业的失败率也很高。但在国外,甚至包括中国的香港地区,对企业信息的披露(包括一些负面信息)大都集中在财经版,特别是上市公司非常透明,利空消息也得披露。公众已经习以为常,能从一个长期的角度来理解企业,不会因为一点利空就认为这个企业不行了。”
  当何伯权听了我们希望他出面调停的想法后,慨然表示同意。他说:“我和太太都经常看《南风窗》,认为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对社会有责任感。你们出《风雨爱多》是出乎责任,对胡志标也应该有一份责任,也就是多站在他的角度想想问题。如果现在拿这个事大肆炒作,万一失控,就算赢了官司,你们心里也未必高兴。”
  11月13日,一个星期六的上午,在何伯权的调停下,胡志标、胡刚、孙玉红和我共同坐在了中山小榄大酒店的一间包房里。此前,何伯权已经与胡志标交换了看法。胡志标比几个月前见到时精神了很多,一坐下来就谈他的张家界之旅:“被一个导游骗了一下,为了让我们住他的酒店,指给我们一条错路,晚上在山上爬了5个小时才回去。”
  当何伯权请胡志标先谈谈看法时,胡志标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我能来,就等于同意和解。”他说他能感受到这本书对他在人格上的尊重,对他的评价基本上也是客观的,但几处细节不符合事实。“如果你们能再等几个月,等爱多再启动起来,有些分析可能就要修改了。”
  胡刚介绍了“新爱多”启动的一些情况,由于爱多VCD的质量一直非常稳定,经销商也很注意售后服务,因此在消费者中口碑仍然不错。在“新科――爱多开展合作”的新闻发布会上,当年爱多的几十位经销商均表示仍然忠诚于爱多,愿同心协力托起新爱多。胡刚表示,这一新闻发布活动还将在全国6个城市展开。
  对于公司内部高层经理人的出走,胡志标颇为大度地说:“他们有他们的想法,走也是正常的。那时候我刚做企业,有些东西也不太懂。”
  我问胡志标,书中有些细节的问题要不要专门更正一下,他一笑:“不必了。”
  一个上午的沟通,谈笑风生,而关于《风雨爱多》谈得并不多。临别前,胡志标说:“我马上让律师撤诉。”我们则恭祝林莹生个千禧婴儿(预产期为1月初),胡志标就要当爸爸了。
  在胡志标结婚的时候,我曾经在贺卡中写过这样的话:“无论前面有多少风雨,一定坚持。只要坚持,脚总比路长。”
  而在《风雨爱多》的“编者附记”里,我引用了傅雷先生的一段名言,“献给所有在命运的波峰浪谷间挣扎的灵魂”:
  “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所以在你要战胜外界的敌人之前,先得战胜你内在的敌人;你不必害怕沉沦堕落,只要你能不断自拔与更新。”
  “战士啊,当你知道世界上受苦的不止你一个时,你定会减少痛楚,而你的希望也将永远在绝望中再生了罢!”
  西谚云:“no pain(痛苦),no gain(收获)。”我们谨祝胡志标在2000年――他的而立之年,踏上新的征程,带着他一如既往的胆识,还有他经历风雨后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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