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载平安:江西万载平安车险

发布时间:2020-03-15 来源: 散文精选 点击:

     劫后永安村   本报记者 陈初越 章 文 发自江西万载县         1月18日。记者来到江西宜春万载县黄茂镇。离那场大爆炸已整整20天。
  攀达花炮厂区内,视线所及之处,幸存的建筑物都东歪西倒、窗瓦残破;几乎所有树木都痛苦地放射状扭曲,指示着20天前爆炸瞬间的冲击波方向。
  萧疏细雨中,踏过遍地残枝碎石,在前往爆炸点的厂区路边,记者意外地看到这个汉白玉观音头。炸断的颈项下,垫着小砖头,使之仍能维持直立。据村民说,这原是尊完整的塑像,摆在厂房前面,每天清晨开工前,厂里领导都要向她烧一柱香,祈祷平安。
  但她连自己的平安都保不住―据说,爆炸那天,这枚50公斤重的菩萨头颅飞过厂区、飞过永安村,一直飞到3里地外的光明村的田埂边。后来,两名村民拾到了,将其扛回,搁好,任她安详注视这片荒凉的劫后厂区。
  
  “意料中的事故”
  
  在攀达花炮厂门边的山体斜坡上,刷着一行巨大的标语:“攀登世界高峰,达到心中理想。”这无疑是厂主当年对自己雄心的诠释。
  据当地人介绍,攀达的投资者名叫赵伟平,今年40岁,原是江西一家烟花公司的业务员。7年前,他做了一笔成功的花炮贸易,掘得第一桶金,遂通过关系,由老表摇身一变成为“港商”,回家乡投资来了。
  1995年,他来到万载,在紧挨着永安村边的这个小山头,建起面积近150亩的攀达厂区,先是做玩具,不久就转向老本行――花炮。赵以其精明能干、人脉畅通,不到几年间,就使攀达迅速成长为万载的“花炮业老大”,赵本人也成为万载的“行业领袖”,当地官员争相延为座上宾。
  2001年12月30日的大爆炸,了断了赵关于花炮业的“心中理想”。但他不是法人代表,所以事故后仍可袖手事外。不过他的弟弟――攀达公司总经理赵伟成则因受嫌重大责任事故和危险品肇事罪,为检方指控。与其“私交甚笃”的万载县委书记黄文智也被罢免。
  据说,赵闻讯后,为两人的遭遇“深感内疚”。但有人指出,他最应当内疚的,是建厂不当造成的附近三个村村民伤亡。
  据悉,攀达生产的是“B类”烟花弹,即专用于大型庆典上的“高空礼花炮”,每个炮仗至少有一个人合抱那么粗,其爆炸威力可想而知。附近村民大都是花炮老手,知道这种东西的威力,也知道攀达厂区过小,生产此类烟花弹不安全,因此自攀达建厂之日起,村民就一直反对,要它迁走。
  1995年,十数名村民冲进厂区阻挠施工,但厂方旋即唤来警察,将“闹事者”拖走。此后,攀达厂为讨好当地,招了不少村民进厂。攀达是万载县工钱最高的花炮厂,村民们为利益所动,反对声浪便小了许多。
  但安全隐患始终存在,“12?30”事故之前,攀达厂先后发生过4次爆炸――每次爆炸后,都有村民跑去政府反映,或到厂前嚷叫,要求攀达停产、迁走,但攀达依然故我。
  去年6月21日的爆炸是“12?30”事故之前攀达的最后一次爆炸。当场炸死两人,附近不少村民家的墙面被震裂。“回想起来,像是老天给攀达的一个警告。”一名永安村村民说。
  深具讽刺意义的是,就在这次爆炸前一天,即6月20日,省里在万载召开“江西重点花炮产区安全生产工作座谈会”,省领导会上强调“要集中力量检查在居民区、村庄、学校附近的烟花爆竹企业是否已搬迁”。与会者会后还参观了攀达公司。
  “6?21”事故后,那些紧挨攀达而居的村民终于无法再容受“伴着火药桶睡觉”的日子,集体到省公安厅上访,有关部门答应处理,但后来仅由黄茅镇政府出面补偿每家三四百元了事。
  “当官的说攀达去年底的爆炸是意外事故,但在我们看来,是意料的事故,我们意料它还会爆炸,只是不知道程度、不知道哪一天!”一名永安村民如是说。
  据说,赵本人也知道厂区条件不宜生产,所以,他已选好一块地,准备“择吉搬迁”,只是没来得及搬,就炸了。“但即使这样,他也没有亏,因为他已投了1000万元的财产险。”
  
  “我不是爱闹事的人”
  
  现在厂区和村子间已不再有围墙。墙已炸塌了――准确说,是炸飞了,飞得无影无踪。冲击波把乱石、砖瓦抛洒遍了方圆七八里的农田、树林。当地人说,几百亩农田明年都甭想收成。
  沿着爆炸点――当时是生产区和仓库区,现在是3个上千平方米的大坑――旁边的斜坡走不多几步路,就可以直接走入永安村。雨中的村民们正清理着已成废墟的家。
  雨点打着塑料布搭起的窝棚。死了10岁儿子的永安村村民周小荣邀来访的记者在旧木桌边坐下来,向记者讲述那个一生中最可怖的上午――
  出事的那天是星期天,出事的时候,周正在镇上一家花炮厂做油漆活。
  “上午10点左右,听到一声巨响,凭经验,就知道哪家花炮厂又出事了,响一声不够,接着又是两声,一声比一声响,让我觉得这次爆炸格外可怕!”
  “我怕什么?怕攀达出事呀,攀达爱出事,谁都知道。赶紧往家拨电话。家里应当有5个人,我爸妈,我儿子,女儿,还有请来的木工――但是,电话没人接――我的心都要碎掉了――马上骑上自行车直奔村子。”
  “平时20多分钟的路,骑10分钟就到了。太可怕了―像是做噩梦,天是黑色的,树林着火了,村子全塌了,到处是乱喊乱叫的声音,不但人,连猪、狗都在乱叫。”
  “我往家跑,看到儿子脸朝下,被大梁压在大门口,手里还拿着电视机遥控器。”
  “后来听说,当时情景是这样的:他在房里看电视,听到第一声响,想跑出屋外去,那个笨木工说:不要出去,房子很结实,不会倒,外面好危险。我儿子呆了一下,这时又传来两声响,他马上向外跑,刚到门口,就被压住了。”
  据周讲述,他的父母、女儿、还有那个“笨木工”伤势都不重,儿子却很惨,从混凝土和砖头中扒出来时,已经没有气了,周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把儿子背到镇医院。医生翻了翻儿子的眼皮,再听一下心脏,告诉他,没用了。
  “我本想把儿子背回去,有人对我说,家都没了,背回去搁哪?不如放到镇政府里去吧。”
  周真的把儿子的尸体背到镇政府。谁也不敢拦发怒得像只狮子般的他。儿子的尸体在镇政府办公室里停放了两天,后来镇里干部好言相劝,说上面领导要下来视察慰问了,你把儿子摆这里,影响不好。周心里平静了一点,也觉得不好,便把尸体背出了政府,送去埋葬。
  “我不是爱闹事的人,我那时只是想,我没儿子,又没有家了,政府不能不管。”周小荣用手指敲着身边的旧木桌,唏嘘起来。
  据村人说,这张木桌是他以前家里最不值钱的东西,但现在,是他唯一像样的家具。
  
  “爆炸后,全村人开朗多了”
  
  如果有人以为全体村民们都和周一样悲苦忧戚,他可就错了。在永安村,记者只见到两家人苦着脸――周家和另一个死了8岁女儿的村民家。至于其它村民的神态,当然算不上是欢乐,但至少,可以称为轻松和愉快。每个人都乐意让记者在家的废墟前为他们照一张像。照过像后,也都没忘叮嘱记者要把相片寄回给他们。
  记者知道,灾后重建的过程,对于他们来说,并不轻松好过。虽然政府给了村民赔偿,并开始为近60户无家可归者建设新村,计划让他们过年入住。但这个月是最难熬的日子,五六十户人家都住在自行搭建的塑料布窝棚里,逢着整日阴雨,被褥全潮了,入夜,被砖瓦砸中的伤口仍在泛痛,小孩因为环境的恶劣与不适而嘶喊、啼哭。
  更糟糕的是,事故发生后,窝棚里起初通了3天电,然后就一直停掉了,据说是因为村里和电网承包者的经济纠纷没有解决。所以,一入夜,冷雨凄风,一片黑暗。
  那么,为什么,这群疲倦、劳顿的人们在雨中清理废墟时,竟是神情轻快、仿佛全无家园毁坏的伤感呢?
  记者应一对夫妇的要求,在他们半毁的屋子前拍完照片,忍不住向他们小心翼翼提这个问题:“你们看起来不怎么难过――”
  “难过当然有一点,但更多的还是放松,”这男子说,“你想想,守着一个火药库住了6年,总担心它什么时候要爆炸,死人。后来它总算彻底爆炸了。爆炸后,虽然家没了,但人都在。这不是很让人放松的事吗?”
  “是的,”他的妻子接口说,“爆炸后,我们全村人好像都开朗多了。”
  记者不禁莞尔。从他们身后的残垣断壁望上去,是依然飘着雨丝的天空,但那个小山头已永远从小村庄的视野里削去了,连同那座6年来,不断给村民的心里增添恐惧感的、庞大的火药仓――2001年12月30日,是万载县永安村民最恐怖的一个噩梦,但同时也是噩梦的彻底终结。
  别忘了,村子的名字叫永安。
  祝他们永远平安。
  
  赣中烟花别亦难
  本刊记者 陈初越 章 文 发自江西万载
  
  APEC会议的绚丽烟花刚为江西花炮增荣――普京称赞这是“中国人送给世界的美好礼物”,发生在2001年倒数第二天的“攀达厂爆炸”又使老表蒙难、产业蒙羞。
  事故给地处赣中的万载乃至整个江西带来的冲击波一直在延续。无论当地官员,还是企业主,都蓦然发觉周遭人事飘零、风云变色――万载县委书记、县长不到10天即双双被免职,而国内媒体则盛传“江西要在两年内退出花炮行业”。
  其实,“退出”一直是江西高层多年一直存在的动议,并非万载案发才有此呼声。但“裁撤行业”一事牵一动百,众声喧哗,江西花炮业在这些年的“进退两难”之中,还是“欲了难了”,终于盘踞坐大、俨然地方产业命脉。
  事故频发究竟事关花炮业的“原罪”,还是政府疏于管理的过失,甚或“百密不免一疏”的无奈?“退出”是出自人道主义的情怀、“壮士断腕”的勇气,还是无能治理、因噎废食的“下策”?
  万载、萍乡的官员和老板们在焦虑。省里的官员们在焦虑。30万花炮从业者在焦虑。
  来万载采访,记者希望能触摸到一些――和花炮这个行业相牵连的老表们的思想与心跳。
  
  险些是一场社会风波
  
  1月中旬,江西宜春地区万载县险些酝酿出一场大规模的集会请愿活动。1月16日,记者与万载一些花炮厂业主取得联系,此际风波已消弭,但记者仍能从讲述者的语气中,感受当时群情激昂的紧张气氛。
  事情与1月9日新华社发布的一条消息有关:江西省在2002年的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拟在两年内退出烟花爆竹生产领域。消息迅速在万载当地有线电视节目中播出,并援引当地政府文件,向全镇花炮业主们传达。
  此时,缘着去年岁末的“攀达大爆炸”,万载所有大小花炮厂――约有400家左右――均被政府通令全面停产10来天。临近春节,正是不少企业“交货”关口,但何时复产?政府不开口,大小企业主们自然心急如焚、如坐针毡,并最终要脱口喊叫出声来。
  “无限期停产”的可能性,再加上“限期消灭产业”的威胁,共同制造着人心浮动。10日以来,万载的花炮业主们、包括工人们,在奔走串连,在交换情报与意见,互诉忧虑和烦恼。大家商量在1月14日,到宜春市内集会,反对“停产”措施及“两年退出”政策。短短几天,表示将进城“请愿”者已逾万人。
  万载县政府得知,决定提前一天,于1月13号下午,在万载花炮业最密集的潭埠镇,召开大会,由新上任的万载县长、县委书记亲临听取全镇花炮业主的顾虑、要求――其实也可视为政府与花炮业主们的一次谈判。
  据与会者介绍,“潭埠会议”约开了3个小时。全县七镇各推一代表发言。业主们提出两个要求:
  一是尽快恢复万载花炮生产。理由有三:第一,多数厂家都与外商签有订单,如不能准时交货,对方一定会据合同索赔,难道政府能代为赔偿?第二,企业没有生产,便发不了货、收不了款,也发不出工钱,而万载全县人家中,十有七八同花炮产业相关,这么多人囊中空空地过年,全县不闹翻天才怪!第三,更可怕的是,现在全县库存了约800吨的火药及花炮的半成品,如果不尽早制成产品运出去,则无论受潮或日晒,都有可能突然自爆。
  二是对“两年退出”政策,业主代表质问政府:花炮产业在万载是个好几百年的产业,算得上是个“文化遗产”,影响到万载县在国际上的名声,怎能政府说退出就退出?几十万人生计怎么办?有什么产业能在两年内形成新的支柱来顶替?这么重要的事情,应当诉诸“全体老表公决”或“人大投票”,不可以由政府说了算。
  有个业主代表站起来问:为什么浏阳做得花炮,我们就做不得?如果宜春和江西怕事,干脆把万载、萍乡划归湖南管算了。全场登时一片热烈掌声。
  还有个业主代表问新任县委书记郭安:传媒说你上任时,表示要在一年内结束万载县的烟花爆竹业,你说,你准备怎么着手?郭书记忙向大家宣布,自己从没说过这句话,这纯属外界谣传。
  会后,对近500名花炮厂业主的要求,县里官员迅速反应到宜春市,宜春市也高度重视,次日即给予答复,同意全县复工数日,让一些企业得以从事“阶段性生产”,以履行合同,并处理掉库存的火药。但附加具体条件如下:
  一、 生产企业须是三证齐全,符合安全生产条件,且有购销合同的企业;
  二、 生产企业均由乡镇政府负责检查把关,由乡镇长签字后报请县政府审批,并报市花炮整治办备案。
  三、 企业仅限于现有库存原料的生产,未经批准,任何企业不准擅自新购原材料扩大生产,否则以违规论处。
  四、 生产企业可从1月15日起开始逐厂审批,但“两会一节”期间,即1月23日至1月31日(地方人大、政协开会),2月8日至2月19日(春节),3月1日(全国人大政协开会)起必须停止生产。
  当然,企业主们对这份答复是不满意的。他们认为,在长达两星期的停产整顿之后,复产的条件仍太繁琐,生产只能断断续续进行。而且,通知指出“3月1日起”再次停产,却没有指出何时可以再复工,则万载花炮业将来能否存活的问题,仍处于暧昧状态,没有明确答案。
  但不管怎么说,又能开几天工、做几天花炮了,万载的人心获得暂时的平静,“集会请愿”之事也不了了之。
  
  花炮业主的腰杆凭什么“硬”
  
  记者在采访中感受到:让万载退出花炮业确实不太容易!这不仅因为花炮业在万载的发展迄今已有200多年历程,更因为此业已成为当地人最重要的经济支柱,树大根深,撼动不易。
  不妨先回顾一下万载的花炮业渊源――
  万载花炮发祥期不可考。当地人盛传是700年前,但于史无据。记者查阅清朝时修的《万载县志》,据志中记载,道光年间,万载花爆已“通行南北,商贾络绎”。光绪年间,花爆已成为当地重要产业,销遍闽、粤、赣三省,“男妇大小均籍此以资工作”。花爆产业之所以有这样好的民间基础,《县志》分析是因为这项生产不必太多强劳力,生产简易――“除开纸壮夫用力,其它则老可为,弱可为,聋瞽残疾,无不可为,只要工本不亏,人皆食力。”――这点分析到21世纪的今天也还适用。
  据民国初年统计资料,万载县株潭镇有“花爆庄”400余家,康乐镇有260余家,黄茅镇有100余家,全县有专业人员3000人左右。整个民国年间,万载县除抗战期间产量下降以外,每年均能产花爆1.4万箱左右。
  解放后,万载成立“工农鞭爆社”,以合作社代替个人作坊生产,但产量不高,至1957年,才逐渐恢复到解放前水平。
  1964年是万载花炮史上重要的一年。这年,万载派人到广东“拜师”,掌握了不少花炮生产技术,在火药中加进各种添加剂,玩出各种花样,不只听听响声而已。从此“花炮”代替了“花爆”。当年广交会上,万载花炮成交甚丰。从此生产一发不可收,至1978年,万载每年可生产10.51万箱花爆,多供出口。
  上世纪80年代,万载花炮发展加快。几乎家家户户都在搞家庭作坊,芬兰、德国、香港等地商人也来此投资设厂。1985年,全县已有花炮工业企业36个,年产花炮近30万箱,销往国内27个省以及全世界40个国家地区。整个80年代,国内烟花爆竹业产地以8个地方最出名,分别是广东东莞、南海,广西北海、合浦,湖南浏阳、醴陵,以及江西万载、萍乡。
  到了90年代中后期,经济发达的广东已基本退出烟花爆竹业,湖南浏阳以“中国烟花故乡”之美誉,执烟花业“牛耳”地位。但全世界最大的烟花厂――进贤花炮厂则位于江西境内。新中国建国50周年之际在北京施放的礼花、上海APEC会议前施放的礼花,均为江西制造。万载人言及于此,莫不自豪。
  跨入本世纪,万载花炮业规模更大:全县大小花炮厂达400余家,厂房面积超过50多万平方米,直接从业人员达10万人。万载全县2001年财政收入1.2亿,来源于花炮业的直接税收就达6000万元。而万载化工、纸业、运输、宾馆餐饮业其实也都靠作为产业龙头的花炮业来带动,与之盛衰相关。可以说,花炮业控制着万载地区的产业命脉。
  一名花炮业主向记者断言:“如果万载现在就取缔花炮业,肯定会造成百业萧条,等于一夜回到解放前。要是新县长真的敢这么做,全县人会立即将他赶出万载!”
  记者在对受攀达厂爆炸祸延最深的几个村子进行的采访中,竟无一受灾家属表示支持迅速取缔万载花炮业。这很好理解――他们即使本人不生产花炮,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也与这个行业间接相关。如小儿子被压死的永安村民周某,事故发生前,就正在一家花炮厂搞装修。在光明村,有一个村民对记者说:“我们现在活着,关键是还要活下去。政府用什么产业来取代花炮呢?我们没法想。炸塌房子、炸死几个人,影响还不大,重要的是不要砸了所有人的饭碗。”
  另一个永安村民更干脆了当地说出了当地人与花炮之间的关系:“对花炮,我们不是怕,也不是爱,关键是现在离不开。” 看来,正因为这样,万载众花炮业主们在面对当地政府时,腰杆与语气都可以“硬”得起来。
  
  转型溃败与“催肥式”整顿
  
  万载县最出名的爆炸,或者说,最使万载县出名的爆炸,当属去年3月6日潭埠镇芳林村小学爆炸案和12月30日黄茂镇攀达厂爆炸案这两宗,分别造成42人和14人死亡。
  记者在当地查阅上世纪80年代中期撰修的《万载县志》,发现早从70年代以来,万载就发生过多起特大规模的爆炸,罗列如下:
  1976年11月6日,黄茅镇出口花爆厂发生特大事故,烧死女工10人,伤2人;
  1981年11月3日,县知青花爆厂发生特大事故,炸死11人,伤12人;
  1982年,株潭出口花爆厂发生特大爆炸事故,死11人,伤12人……
  花炮产业的“高危”性质,对于做了数百年花炮的万载人,自然是心中有数。难道他们自己不曾设想“退出”?记者了解到,其实早从90年代初开始,万载就在做这方面的尝试,只是均以溃败告终,所以万载人不敢再轻言“转型”。
  从1993年起,万载县即有“产业调整”的决策出台,各乡镇风风火火,先后上了十几个项目,包括乳胶手套厂、卷烟厂、编织带厂、玻璃纤维厂等等。办厂时,因为资金不足,便号召所有干部集资,以至当地有“一双手套一支烟,每个干部捐一千”的时谚。但3年之后,所有新办的乡镇企业都陷于亏损并关门倒闭,万载县为此损失了5000多万元。
  一花炮厂厂长向记者分析,万载地处湘赣交界的山地,在交通、信息、人才方面均无太大优势,办厂设企难以与外界竞争,只有花炮一业,在外已形成名气,在本地又有民众基础,在荒山僻岭,找个小洼小坎就能开厂生产,所以才能渐渐做大。近20年,万载花炮在国内、海外均形成大批稳定客户,可谓供需两旺,其它任何产业要想在短短几年内形成这种规模和气候,都无此可能。这名厂长进一步分析,江西同广东、浙江不同,这两个沿海省份近年都已通过行政手段强制关停所有烟花爆竹厂,无非是“弃卒保车,轻装上路”,对地方民生有益无害,而让江西万载这样的山区小县退出花炮业,则无异于武侠小说中的“自断经脉”,非得“大伤元气”不可。
  万载如此,与万载有相似发展背景的萍乡上栗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也许正是因为花炮产业与地方经济的深刻牵连,一直到去年底的“攀达爆炸”之前,江西省对待花炮业的政策着重点一直是怀柔的“整顿”,而不是峻急的“退出”。
  2001年8月29日,新上任不足5个月的江西省长黄智权在央视《经济半小时》访谈栏目中,对江西花炮事故频出的原因,以及是否要“统统关掉”,有过一番话,足窥当时江西高层对花炮业的基本态度――
  “上栗和万载这两个地方烟花爆竹比较集中,一是因为历史传统,更重要的是当地经济发展不够,人多地少,必须找点副业挣钱,所以烟花爆竹变成了增加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且老百姓缺乏安全意识,政府也没有去加强教育,所以造成惨痛教训。
  “我们也曾经考虑过,能不能把整个烟花爆竹行业统统关掉呢?现在看起来不现实,第一市场有需求,像我们的进贤花炮厂,50周年国庆大庆,天安门广场城楼放的就是它们的烟花,九运会也是用江西花炮。另外,一下子把花炮厂减下来以后,全省近30万从业人员收入减少,个人生活出路以及县财政收入问题都不好解决。所以建设花炮基地,扶持一批重点还是必要的。”
  2001年4月1日以后,江西省即宣布把烟花爆竹作为安全生产的“第一个重点”来整顿,采取了四条措施―一是控制布局减少产量,包括把1万多家个体作坊全部关掉;二是建设基地、扶持重点;三是“严格要求、严格程序、严格监督”;四是调整结构,逐步退出。
  在此“整顿”措施之下,尤其是在“扶持重点”一条政策之下,万载花炮业其实是得到整编、催肥与壮大的。2001年一年,全县各花炮企业追加在建设基地、改造旧厂方面的投资就达1.4亿元,比万载县政府全年的财政收入还多2000万。去年底“攀达爆炸”时,多数新厂都是刚刚盖好,正预备投产。
  所以,江西省如果真的安排“两年退出”花炮业,就会面临一个尴尬――企业主们会质问,你们去年的整顿措施算不算数呢?你刚让我们斥巨资拆迁厂房、重建基地,各项审批白纸黑字红印章清清楚楚,一转眼又要停产、退出,这里的损失应当由谁赔偿?
  
  民间行会出头
  为政府“减压”?
  
  “花炮行业固然危险,但只要加强监管,其实完全可以很安全!”不少万载花炮厂业主对记者如是说。他们声称,因“攀达”爆炸而使全县花炮业陷于停顿,实在是万载花炮的“不白之冤”。
  据悉,攀达花炮厂是万载近500家花炮厂中,唯一一家生产B类烟花(即高空礼花弹)的厂家。而当地其它厂家都是C类烟花(即地面礼花)生产厂家,B类烟花厂日用火药量高出C类十几倍,后者的“高危程度”也自然与前者相去甚远。
  一名在花炮行业干了20多年的花炮厂厂长称,在他看来,“攀达爆炸”之后,应关注的问题有三:第一,攀达厂作为比其它厂家日用药量高十几倍的烟花厂,其厂房占地面积仅和C类厂相当,根本不具备生产B类烟花的条件,是哪级政府部门审批许可其建厂的?第二,此厂设址不当,竟建在农民村落旁边,周边没有山峦遮挡,以致爆炸时,方圆十几里居民都蒙受其害,毛病仍是出在政府审批不当;第三,该厂生产程序也有问题,操作员每次用药过多,如果每次合理取药,即使爆炸也仅会造成个人伤害,不会引起连环爆炸,酿成这么大的事故。
  这名厂长的结论是:“攀达爆炸了,死了不少人,但问题并不出在万载有着花炮业传统,也不在于花炮业有多危险,而在于攀达这样的厂本来就不应当存在,在于政府该管而没有管好。而政府因为没管好,进而限制企业生产,实在是没有道理可言。”
  有意思的是,自1月15日以来,万载的花炮业主们为争取政府不致于“检查”、“批准”方面消耗太多时间,让企业尽快复产,竟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极富传统色彩的招数――“联保”。
  “联保申请”是这样写的:
  申请书
  宜春市花炮整治办:
  12?30爆炸事故发生后,我厂遵照上级指示,自2001年12月起停产至今,已影响我厂履行供货合同时间,如不迅速恢复生产,必将造成更大损失。故特向康乐镇人民政府请求,在相关企业担保的前提下,允许我厂尽快恢复生产。生产期间,我们将认真做好安全工作,严格遵守有关安全的规章制度,确保不出事故,一旦发生事故,我厂及担保企业愿意承担一切经济赔偿责任。特此申请,请予批准。(附:连带责任担保书)
  申请人签字(盖章)
  2002年1月15日
  
  据了解,目前县政府已基本认可这种“联保”方式。要求花炮企业以“3家以上签署连带责任担保书”为条件,逐批地批准生产。
  让花炮企业互相“联保”,合不合理?当地花炮业主认为,这是他们情急之下的无奈之举,是他们当前唯一能做到的,让政府对之“最大限度放心”,从而尽快恢复生产的方法。
  当然,从现代企业制度和现有法律角度来说,“企业互保”完全于法无据,故而这份担保书究竟能对企业形成多大约束力,实属可疑。但值得注意的是,它的产生倒蕴含着一些合理性的因子――即在万载,民间性质的花炮行业公会组织,有可能藉此初露端倪并获得培育。而一个真正的民间行会的存在,却是万载花炮业形成行业自律所不可或缺的社会机构。
  记者来到万载的时候,这里的老板们正酝酿着一个“万载花炮生产者协会”之类的组织。被推为会长的,是万载一家花炮厂的厂长龙启飞。龙自称已为“万载花炮的前途”苦思冥想了好几年,成立行会就是他想出的最好方案。他向记者侃侃而谈他的思路――
  “政府官员从上而下,都非常害怕我们花炮行业出事故,怕因此丢了乌纱帽。但是,最怕出事故的人并不是当官的,首先是工厂的老板,其次是他的同行。为什么?很容易理解――花炮这个行业有它的特殊性,一发生事故,就连人带财全部完蛋。厂主把全部身家甚至自己性命都押在厂里,他当然最怕事故。他的同行为什么怕?他们怕‘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怕整个行业的名声、前途砸在一两个倒霉蛋的手里,怕一些厂家丢掉安全规范,搞恶性竞争,把行业的基本生产秩序搞乱,所以他也关心、担心别人怎么生产。一旦花炮业主们自发组织规范生产、监督安全,他们的行动只会比政府更加积极!”
  “其次,从有效性和专业角度来说,政府是管不好花炮安全的。因为火药品种这么多,生产流程这么细,一丝一毫都错不得,而负责检查的政府官员、公安人员多是外行,有的连硝粉和炭末都分不清,怎么监管?一天到晚坐在厂里也没用。但是,如果从各企业中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成巡视团,则任何企业在生产环节的任何微小纰漏,都逃不过他们眼睛。举攀达的例子来说,如果万载有一个行业公会,有足够否决权的话,则攀达在原有生产条件下,是绝不可能开工的。”
  据悉,现在龙和一群万载的花炮业业主正为行会的成立,草拟相关章程,并准备成立“巡视团”,在开工之后,每个月对县内所有花炮企业进行两到三次生产安全巡视。
  这个行会能否成立?成立后,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授权给它?它在将来能对花炮业秩序发挥多大的整治、疏理作用?这一切均属未知。
  当然,目前决定这一构想命运的最重要前提还是这个:花炮业这面“红旗”能否在江西打下去,能打多久?
  
  来自权威版本的最后信息
  
  花炮业真要“限期死亡”吗?1月16日,记者走访了江西省委宣传部新闻处。得到的却是和国内传媒不同版本的另一个信息。
  新闻处负责人断然否定了新华通讯社“江西两年内退出烟花爆竹生产领域”的报道,称此说法纯属“失实报道”,江西省并未对“退出”年限形成具体决策。
  该官员称,省委书记孟建柱确实曾强调过“江西的经济大厦不能建立在高危产业的基础之上”,并在1月8日的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继续抓好烟花爆竹、煤炭、交通运输和防火、易燃易爆等重点领域的安全检查和隐患整改,下决心从烟花爆竹等高危行业退出”。虽然提到了“退出”,但并没有指令何时退出。
  该官员指出,如何“退出”,何时“退出”,不是任何人可以“拍脑门”决定的事情,必须按照市场规律和相关产业政策来办事――
  “江西花炮产业是个有很长历史以及大量从业人员的行业,需要非常谨慎地引导和调整。如果贸然将脚拔出来,会带出很多问题。我们相信,配套性方案将会有相当长时间来酝酿,而方案的实施,也可能是一个痛苦和艰难的过程。”
  记者设想,江西万载、萍乡的花炮老板们听到这番话,也许会暗暗长吁一口气并额首称庆吧。
  不过,正如新闻处官员暗示的,更复杂的博奕也许刚刚开始――迅速成长着的、带有几分粗野性格的地方产业力量,在经济指标与人命指标间焦虑摇摆的地方政府,以及既要“饱暖”又盼“平安”的老区人民……应当看到,在现实背景之下,他们中间有着不尽相同的利益企盼与道德诉求。
  在一桩重大事故的冲击下,暂时的“政策摇摆”和“信息休克”是可以理解的。而记者所期望的很简单,在今后政府、企业、民众三方力量的博奕中,有着足够的公正、平等与信息透明,有着并非单向的沟通与谈判方式。那么,万载花炮无论是“进行到底”,还是“退出”,应当是不至于让政府、企业、民众的任何一方感到过于“痛苦和艰难”的事情。
  
  平安三策
  陈初越 许朝杰
  
  2001年,中国有很多喜悦。但2001年,中国也有太多爆炸。可想而知,今年的春节,垂泪的家庭也许会比往年更多!
  与爆炸声俱至的,是浓重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不仅针对着肉体凡胎的平常百姓,也指向企业赖以存续的经济环境,官员赖以进身的政治环境――轰天一声响,不知吓坏多少同行,震飞多少乌纱!岂只是丢了几条性命的事情。
  平安不容易。人人都想平安:企业家要平安地生产下去,官员要平安地升迁上去,而平民只想平安地活下去。也许,我们在痛悼人命的殒丧时,还得追问:为什么平安这么不容易?为了这么多人的平安,我们还得做些什么?
  
  培育有力量的民意团体
  ―为了民众的平安
  
  在诸多事故的发生前、发生后,我们是看不到民意团体的影子的,我们看到的,只有一个又一个孤单、孱弱、空怀一身悲愤的身影。
  以攀达爆炸事件来说。攀达违规设址建厂8年,当地村民也有过四五次“抗争”,但农民们能做的,只是拿锄头望空泄愤而已。“上门吵闹”没有人理睬,“冲击”的结果,是被公安逮去关押起来。而最成功的上访,不过讨来几百元钱的赔偿。本是“在理”的良民,却变成蛮不讲理的刁民、有理说不出的草民。而诺大万载,没有一个能真正反映他们民意的组织团体,以合法、严正的身份,要求攀达立即停工、转移生产。
  政府有严密的体系与架构,企业也有着雄厚的财力背景,乃至同官方良好的“伙伴关系”。而民众往往只是分散的、以家庭为单位的,易被逐一地说服、利诱或吓倒的。如果没有一种组织形式来集中表达他们的意愿,反映他们的利益,探讨配合的技巧,凝成行动的合力,则他们是不可能与官和商做对等谈判的。吃亏的总是他们。
  设想在矿业、花炮业密集区,如果有真正代表社区民意的团体,如果这些团体具备与政府、企业的对等谈判地位,则随意挖煤开矿、随处设坊开厂、无视生产安全法规的现象,必定会有所收敛。因为,业主买通与欺骗个别地方官员是容易的,而买通与欺骗世代生活在此乡此土的人则难得多。
  长期以来,我们更多地谈论政府该做什么来维护民众安全,却很少提及民众可以做什么来维护自己的安全,结果政府管制力量越强,民众自发力量越弱,有时民众甚至只满足于作为“弱势群体”,被动接受来自政府、慈善家与媒介的“关怀”。但这不是民众的平安之福,相反,这也许正是“平安”的最大敌人。
  笔者认为,应培育民意团体(包括环保、人权方面的志愿者组织和法律援助组织),给予他们发言权、谈判权,允许他们为自己的利益大声发言。我们不必担心民意团体的壮大会变成政府和企业的“对手”,应当相信,正因为民众最懂得怎样保障自己的平安――从而也就最懂得怎样保障政府和企业的平安。
  
  终结政府的“自由裁量权”
  ―为了企业的平安
  
  传媒一度盛传这样的消息:“江西省政府认真汲取万载事故教训,在严肃处理事故责任人同时,决定两年内全省逐步退出烟花爆竹产业。”一些报纸在报道同时,还自作聪明地添上一句“这是个壮士断腕的英明决定”。――但是,不知书写者有没有自问过:什么时候,烟花行业成了毒蛇的汁液?如果烟花行业是毒蛇汁液,江西全省近8000家花炮企业如何得到审批?政府从哪里得到授权,可以任意判决8000家企业的死亡?
  现代法治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对公民来说,不为法律所禁止的,就是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就可以自由去做;而对于政府机关,则必须在法律授权之内行使行政权力,授权之外即为禁区。依法行政的含义,就是政府机关要依照法律的授权和法律规定的程序行政。
  对于烟花爆竹的生产,政府并不是无法可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爆炸物品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了开办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具备的条件,也就是说,只要符合规定条件,履行必要审批程序,经有关部门核发了《爆炸物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就可以开办烟花爆竹企业。申领了生产许可证,就可以依法生产烟花爆竹。依法取缔无证生产的企业,责令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企业停业整顿,既是法律赋予政府的权力,也是政府应尽的法定义务。而因为一家企业违法,就把板子打在整个行业身上、关闭整个行业的做法,一方面对于合法企业是很不公平的;另一方面,要求有许可证的企业停产,或退出这个行业,也于法无据。如果依据行政命令或者领导讲话,就可以取代法律规定,那就是以言代法,以言废法。
  且不谈“两年退出”可能造成的财政困难和群众失业等一系列问题,试问,已办理许可证的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有可能申请国家赔偿,这时,政府赔不赔呢?如果企业得不到赔偿,合法投资得不到保护,谁还能信任这地方的投资环境和法制环境?更重要的是,如果其它地方在其它问题上也效仿这种做法,不是依法管理,而是甩开法律,靠行政命令以求立竿见影、一劳永逸,必将使法律稳定性受到动摇,权威性受到挑战,造成“依法治国”的极大退步。这种政府的“自由裁量权”,完全与开放社会之道相悖,也和世贸规则不相匹配,我们应当宣布其终结。
  但愿花炮业“两年”之“生死时限”确实如江西省委宣传部官员所说,只是“误报”,那么它造成的也就只是一场“虚惊”。但重要的是这样的一种观念应当在全社会确立――即政府不是“裁判员”,而是“仲裁者”,政府应履行好自己份内职能,仅以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为职责。当政府不再管辖企业,不再以一己意愿定夺企业的进退生死,企业才有最起码的安全感。
  
  善于分权,明晰责任
  ――为了官员的平安
  
  中国有句成语叫“难辞其咎”。近年,中国官员“辞咎”确实是件越来越难的事情。“属地管理”原则、“一票否决制”、“严重危害社会稳定重大问题的地方实施领导责任查究”、“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都使一方官长对属地的民众生命不得不“如保赤子”,加倍爱惜,这应视为社会进步的一面。
  但任何制度都不免利弊互见。比如“行政责任追究制”,虽然可以迫使地方政府强化安全生产工作,但它同时会大量分散地方官员尤其是“一把手”的行政精力,使其仅以追求“数目字上的生命安全”为务;还有可能使官员为逃避责任而极力隐瞒事故,虚报伤亡人数和经济损失。此外,即便事故与政府高官有直接和间接的联系,目前这种就地免职(易地做官)式的行政处分,更会造成责任人逍遥法外、责任机制晦而不明的弊端。
  而政府也需要稳定,政府官员也讲求政治生命的平安。“为官一任”,不但要“造福一方”,也要为自己谋求一条稳健的进身之道,这是人之常情。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使政府官员――尤其是类似万载这类“高危产业”集中地的政府官员有足够的安全感呢?
  也许关键有两条,一是让官员从浩繁事务中摆脱出来,集中精力做该做的事情;二是厘清责任机制,明确具体事情的具体责任。
  政府要在社会生活中合理“集权”,就要向社会群体适当“分权”。以最难的行业管理为例,可不可以通过一定的分权、授权方式,让行业组建行会,自律管理,代行政府部分职能,不劳官员过度操心?应当认识到,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有些社会经济职能是政府和企业都不可能高效完成、或不可能完成的,最佳执行者反而是行业自身。
  据悉,万载一直都有“花炮管理协会”之类的组织,不过其主席和副主席都由政府官员兼任,与真正的行会可谓离题万里。行会应是纯粹的民间性组织,与政府既无行政附属关系,也无人事及经费关系,而是独立的自营化民事机构。其基本任务是维护本行业整体利益,为行内企业提供服务,促其实行自律性管理。行会与外界以协商、沟通方式求得与社会的“共生”。行会更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在内部“清理门户”,将“害群之马”逐出门墙,使行业走向良性发展。
  仅以万载花炮业来说,组建行会,不但对安全生产益莫大焉,也可以降低政府管理成本、提高政府管理效率。如前文中“龙会长”所说,一旦花炮业自身承担部分安全监管职能,肯定比政府更认真、最专业;另一方面,由行会行使部分社会职能也可以减少政府的某些部门或个人“权力寻租”的可能性,减少腐败、贿赂的发生机会
  政府只有不再过多插手管“无法管”与“管不好”的事情,才能开始管它“应该管”的事情,也才能开始明确政府内部每个官员的责任。“责任追究制”本身是合理的,关键是这里的每一项“责任”是否都找到准确的归属。我们值得忧虑的是,事故发生了,却找不着直接负责的官员,于是把“一把手”撤掉,“以慰民情”――有时连民情都慰不了,只是“慰上情”而已。但责任归属依旧模糊,事故隐患依然存在,新任官员依然忐忑不安,不知何时又要成为“替罪羊”。
  回到万载的事情上来,也许该质问的还有很多,比如攀达厂的审批是如何通过的?员工生产不规范是谁的监管责任?村民的多次抗议为何未得到重视……事故应当得到更细致的分析,责任应当有更明确的承担者――如果问题出在此人,则处理此人,出在机制,则改革机制,不必封锁消息,不必“火速拿下一把手”,也不必拿行业开刀出气――这才是真正的处理“突发事故”之道。这里也有着众官员们的平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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