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之路评价 [利比亚人的“革命之路”]

发布时间:2020-04-10 来源: 散文精选 点击:

  卡扎菲曾给他们带来光荣与梦想,也曾制造过痛苦和失望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这些天来,班加西人对这句话大概深有体会。在2月的激战中,这座利比亚东部最大城市被反政府武装控制,成为反对派大本营、“自由利比亚的心脏”。
  有人欢欣鼓舞,有人困惑迷茫,有人骑墙观望……他们的所有情绪和立场,都与一个人的命运休戚相关。他曾给他们带来光荣与梦想,也曾制造过痛苦和失望。
  不错,这里的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卡扎菲。
  
  一个反对派眼中的卡扎菲
  
  2月8日晚,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郊外,一辆小轿车疾驰而过。汽车后座上,36岁的律师哈立德•赛赫忐忑不安。他是一名政治活动家,公开呼吁制定国家新宪法、赋予人民更多权利。这天,他和另外3名律师接到警方通知,从班加西赶往位于的黎波里的内政部“汇报情况”。在那里,他们突然被塞进一辆小轿车,说是“领袖”要见他们。
  几个人吓坏了。之前,他们谁都没见过卡扎菲本人,而且都有亲朋好友遭政府迫害、关押甚至杀害的经历。一路上,他们纷纷给班加西的朋友打电话报告行踪,以防自己莫名其妙“消失”。为掩饰慌乱,他们开始背诵经文,暗自祈祷。
  半个小时后,汽车停在一个马术俱乐部门前,那里架着几排铁丝网,一些荷枪实弹的士兵在站岗。一个人走过来,搜走他们的手机,把他们引入一个贝都因人的帐篷。帐篷前,一大团篝火熊熊燃烧。
  他们在一张长桌旁坐下,一名侍卫送上来几杯骆驼奶。这时,卡扎菲进来了。他穿着一件褐色长袍,头戴一顶毛皮帽,几条饰物垂挂在肩上。随他一起进入帐篷的是两名高级安全助理。
  与“客人”握手之后,卡扎菲在长桌旁坐下,开始滔滔不绝地“训话”。他警告“客人”不要效仿突尼斯和埃及,煽动反对派推翻政府。“撤掉你们在‘脸谱’上的网页,你们的要求将得到满足,”卡扎菲说。在长达两个小时的“训话”中,他经常长时间喃喃自语,不知所云,弄得几名律师一头雾水,面面相觑。
  赛赫一边聆听“训话”,一边仔细端详眼前的“领袖”。他的恐惧一点一点散去,一种前所未有的信心涌上心头。这不是因为卡扎菲对改革的承诺――对此,他从无幻想,而是因为传说中那个“不朽的强人”,竟然皮肤松懈,满脸皱纹。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他想象成一个‘机器人’,可以长生不老,年轻人因此而丧失希望,”赛赫说,“可是当我见到他时,我在想:他不过是个普通人。一切,终将结束。”
  回到班加西不久,利比亚局势急转直下。2月底,班加西被反对派控制。他们成立“全国过渡委员会”,赛赫是成员之一。委员会总部设在法院大楼,那里洋溢着“革命”的氛围:大门上贴着下一步行动计划;墙壁上涂满了讽刺卡扎菲的标语;年轻的武装人员穿梭其间,脸上闪耀着“革命的热情”;大喇叭里的“革命颂歌”《我们将继续》,久久回荡在空中……
  谁也不知道,“革命”将继续多久。距离班加西不到150英里的拉斯拉努夫和布雷加,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仍在激战。虽然赛赫信心满满,称班加西已成为“自由利比亚的心脏”,但更多人担心,利比亚正走向“一场血腥而漫长的内战”。
  
  一个家族的悲剧
  
  班加西的沦陷,让这座城市的“暴力机关”成为众矢之的,抗议者几乎焚毁了这里所有的警察局、监狱和安全部门。28岁的奥萨玛•马克赫祖姆在城西的一个废墟中,找到了自己当年住过的牢房。那是一间狭小的黑屋,不到4平米,只在靠近天花板处开了一扇小窗。如今,所有牢房门都敞开着,墙上满是涂鸦,地上散落着脏兮兮的铁碗和食物碎渣。“以前,我们不敢直呼卡扎菲的名字,现在却要打倒他,”奥萨玛觉得像在做梦一样。
  5年前,他在一次常规搜捕行动中被抓,后来无罪释放,没有人向他道歉。这件事让他深受刺激,从此变得“很反社会”。与他一起被捕的一位叔伯却没那么幸运,最终死在监狱里。
  长期以来,班加西被视为反抗卡扎菲统治的“桥头堡”。它曾是利比亚的首都,在希腊、罗马时代,甚至意大利殖民期间,一直十分繁荣,居民也相对富裕。然而卡扎菲上台后,一系列经济政策损害了很多人的利益。上世纪70年代,这里发生数起谋反事件,卡扎菲公开对几名谋反者处以绞刑。从此,这座城市变得荒芜,失业率不断攀升。
  奥萨玛的家庭悲剧堪称班加西的一个缩影。1984年的一天,他家有一船货到港,卡扎菲的革命委员会没收了所有货物,并且拿到市场上出售。爷爷知道后,当天就咽了气。他家原本还有一些店铺和住宅,但因为卡扎菲“居者有其屋”政策,这些房产要么被没收,要么归当时的租户所有。
  其实,卡扎菲并非一开始就是班加西的“敌人”。当年,他因倡导社会公正、弘扬阿拉伯民族骄傲、大力发展石油经济,一度深受班加西人民的爱戴。他们甚至上街游行,庆祝这位年轻英俊的上尉政变成功。然而没过几年,他们就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美丽的幻觉”中。
  卡扎菲的“绿宝书”勾画了一个人人平等、民众自治的理想社会。可实践中,所有权力集中在革命委员会,真正的“民众”并没有得到实惠。在班加西的贫民区,道路坑坑洼洼,房屋破破烂烂;即便是相对富裕的居民区,也没有像样的下水道设施,许多家庭不得不自建排污系统。
  这些年来,卡扎菲变得越来越古怪,有时令人哭笑不得。有一次,在国家电视台播放的画面上,人们看到他在一家银行排队等候申请购房贷款。“真不知道他怎么如此作秀?”一个商人说,“难道他真的以为人们会相信,他需要贷款购房?”
  无人知晓,他究竟是在作秀,还是真的沉迷于自己的世界无法自拔。他生造了许多自以为“平民主义”的新词,用一些奇怪的组合代替最熟悉的日常用语,为他的“理想国”更添一层“虚无”色彩。
  “听他讲话,你很难相信这是一个神志清醒的人。我总觉得,他要么疯了,要么嗑了药,”奥萨玛说,“在电视上,他可以用最大嗓门,喋喋不休连续讲75分钟,内容涵盖各个领域,巫术、宗教、健康、政治等,但全是废话。”
  怎么会这样?奥萨玛感到困惑。“你永远没法知道答案,”他说,“因为我们连自己都不了解。”
  
  一个两面派的生存之道
  
  自从反政府武装控制班加西之后,整个城市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但并非每个人都兴高采烈。奥勒姆•法拉赫毕业于班加西唯一的大学加里昂尼斯大学,后来成为校长助理,也是当地革命委员会成员之一。像他这种身份的人,如今大多已逃离班加西,或者出国。“但我没有杀人,没有偷抢,没有监视任何人,”他说,“我相信革命理想。”
  据他介绍,革命委员会分为4个等级,最高层是革命军,卡扎菲的精锐部队,而他属于最底层。战争爆发后,他一直密切关注局势发展,掂量着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间的力量对比。他既痛惜卡扎菲的极端,也批评反对派的无能,认为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团结和管理好一个国家。他把自己描述成反对派的一个同情者,自称参加了2月15日班加西的第一场示威活动。但有人说,他那天其实是站在警察一方,而非示威者一方。还有人看见,他于次日调用了两辆校车,运送卡扎菲的雇佣军。
  这些天,法拉赫行动十分小心,像一个警觉的猎人。他摘了车牌,白天很少出行。自从反政府武装控制班加西后,已有数名革命委员会成员被杀。法拉赫的老板、加里昂尼斯大学校长早在战乱之初就逃到了的黎波里。也有人要杀法拉赫,是学校的几名教授保护了他,因为他曾经在卡扎菲的心腹面前维护过教授们。显然,他很早就为自己留了后路。
  从某种角度而言,每一个利比亚人都在为自己留后路,包括一些看上去“义愤填膺”的反对派。为了生存,他们也曾私下与革命委员会做过交易,包括监视同事等。只是,他们不像法拉赫那样,与当局走得那么近。
  法拉赫是在2001年一次学校演讲后被卡扎菲看中并参加了地方革命委员会,当时他还是一名学生。他说自己曾被卡扎菲的思想深深吸引,但后来逐渐失望。“卡扎菲讲人民的意志、人民的利益、人民遭遇的不公平待遇等,”他说,“可当你接近他时,你却看不到这些,他不过是用这些进步词语构筑自己的名誉,他什么也没做,利比亚人因此而开始仇视进步思想。”
  人们无从知晓这是不是他的真实想法,但他确实因为参加革命委员会而过上令人羡慕的生活:他有一处舒适的公寓和一辆小汽车。在同事眼里,他是一个“两面派”、“撒谎者”、热衷于追逐权力。
  随着局势的发展,法拉赫似乎越来越有信心,言语中对反对派带有明显不屑。他认为这些人缺乏远见,技术专家和教授们没有话语权,各个部落存在严重分歧。放眼班加西,没有一个人具有领袖魅力。他说,利比亚依然由贝都因人的价值观所统治:部落、家庭、宗教、强人领袖,而卡扎菲对此了如指掌。
  “卡扎菲不可能被推翻,他控制着利比亚西部地区。在的黎波里,学校依然正常上课,而这里,却关门大吉。经济凋敝,这样的日子能维系多久?”法拉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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