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不愧天:白先勇回忆父亲白崇禧

发布时间:2020-04-11 来源: 散文精选 点击:

     当年送机的一幕历历在目,斜阳渐渐隐没在云层的彼端,轰隆的引擎声让人耳根发麻,飞机径直向着彼岸前行,父亲的背影越来越渺小,一切都平淡无奇地运转着,只是谁知那竟是白崇禧与儿子最后一次相聚。
  
  72岁的白先勇站在父亲白崇禧题写的石碑前,肃穆,庄重,碑上题着四个大字――“仰不愧天”。那是1950年,白崇禧应台南人士之请,为重修民族英雄郑成功纪念坛而题写的。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父亲留下的笔墨在儿子白先勇的眼中,恰恰成了其波澜壮阔的一生最好的概括。
  童年,父亲为了国事兴亡征战四方;来到台湾,这对流淌着同样血脉的父子终于聚首,然而政治上的磨难却又让整个家族郁郁寡欢……古稀之年的白先勇悠悠地坐在沙发上,慢慢翻阅着厚厚的相册,慢慢梳理着记忆的片断。韶华易逝的无尽感慨,人情世故的变迁沧桑,与父白崇禧共同走过的悠悠岁月,仿佛水磨昆腔一般,研磨出幽幽芳香,岁愈久而愈温馨。
  如果说母亲的去世带走了白先勇模糊依稀的童年岁月,那么父亲的离去或许就意味着他灿烂华美的青少年时代,伴随着父亲与生俱来的英雄气质悠然远逝。在小说集《台北人》的扉页上,白先勇用最真挚的笔触写下题辞――“纪念先父母以及他们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目睹着父亲孔武的身材、坚毅的表情与渐趋寂寥的心境之间的对比写照,白先勇也不禁黯然神伤。
  耽于对昆曲的牵念,白先勇为父亲写了五六年的传记《仰不愧天》一直未能完成。青春版《牡丹亭》100场纪念演出圆满落幕,白先勇用那“不可思议的优雅和美丽”在让全世界为之倾倒之时,也让远在天国的父亲聆听到流淌在自己心中对父亲的挂念。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在戏文里说的是杜丽娘与柳梦梅间的人鬼情缘,但现实中又何尝不是在说白先勇与父亲白崇禧间的深深眷恋。
  尽管外界引颈期待白先勇新作已久,但在完成青春版《牡丹亭》计划之后,白先勇却选择前往纽约求教知名学者夏志清,之后又风尘仆仆地赶往南京的中国第二档案馆搜寻资料,在他心目中恐怕自己任何一部已然或即将出版的作品都与父亲传记的重量无可比拟。这一丝未曾忘怀的夙愿,久久萦绕在白先勇心头,“只有完成了这一心愿,自己才真正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如今,这部作品终于临近完成,即将向世人揭开神秘的面纱。
  
  与父共吟豪歌,病体颠沛流离
  
  
  1937年8月4日,白家五公子白先勇诞生前十二天,身在桂林的北伐名将白崇禧接获国民政府急召电邀从桂林飞抵南京,共商抗日大计,不久便受命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等要职。在白先勇幼时的记忆拼图中,父亲总是一派终日身着灰棉布制服戎装,脚蹬皮质长筒高靴,英姿挺拔,嗜好胡服骑射的“英雄形象”。
  白家在桂林时,白先勇还不经事,更不知外界纷扰的战事打得多厉害。然而,在他模糊的记忆中,却有着一段很动人的经历:有一次,重视孝道的父亲不知是打了哪一仗回来,带着白先勇兄弟姐妹一起去乡下探望祖母。汽车一路颠簸前行,白崇禧突然扯开了嗓门唱起了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豪迈的歌声感染着身旁的孩子们。结果,白家父子一路引吭高歌,歌声伴着山岭间美妙的莺啼和远方的轰隆炮火声,奏响了世间最悲壮的回响,但茫然无知的孩子们却是高兴得要命。直到这群子女长大成人,才渐渐从中体会到父亲的胸襟与气魄。
  “当时那首歌是我父亲应着自己的心境唱的,面对外族入侵,战火连天,抗日艰难,父亲教我们这群不懂事的孩子唱《满江红》,那是一种多么悲壮的情景啊!”耳畔仿佛又响起了阵阵歌声,白先勇禁不住感慨万千。
  在白崇禧母亲马老夫人的九十寿诞上,年幼的白先勇第一次感到人生的繁华和欢愉。白家在老家及桂林城里的风洞山住处为老夫人大办寿筵,白崇禧依旧一身戎装,与身着一袭红底撒花呢子旗袍的夫人马佩璋携手迎客,一时间白家花园内百花齐放、好戏连台、歌舞升平。
  然而,白家当年的显赫辉煌、外人惊羡不已的贵族生活,却随着战火的蔓延很快烟消云散,白先勇童年短暂的欢畅也随着父亲的再度出征而变得无比落寞,剩下的只有空袭时的惶恐、得病后被隔离的孤独、家人分离时的无奈、辗转各地的逃难以及十里洋场的光怪陆离。
  在桂林沦陷前夕,白崇禧仍在前线领兵拼杀,白、马两家八十余口人在夫人马佩璋的带领下,开始了“湘桂大撤退”。走尽千山万水,尝遍千辛万苦,举家终于到达了“陪都”重庆。然而,生活还未安定,噩耗却接踵而至,白先勇感到双颊发烫,咳嗽低烧,当家人发觉在意时,肺结核业已拖了一个多月了。父亲白崇禧的部属军医陈石君向他报告白先勇的病情时,灯光下的X光片上,右肺尖上赫然地显现出一个大洞,肺病已至二期,躺在蚊帐内的白先勇睁着迷糊的双眼,朦胧间却把父亲凝重的神色看得真真切切。
  “那个时候肺结核俗称肺痨,既是不治之症,又具有传染性,人们都是谈肺痨而色变,尽管我还小,也能从父亲的神情中读懂几分。”走过这道鬼门关也让白先勇与父亲之间的感情无形间更深了一层。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后,白崇禧全家乘坐飞机到南京,此时白先勇的肺病在保姆顺嫂的悉心调理下也渐趋稳定。全家到南京不久后,白先勇就随父母一起去拜谒中山陵,那份肃穆且庄严的气氛给白先勇留下了深刻印象。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国内矛盾浮上了水面,渐趋尖锐,白崇禧历任国防部长和华中军政长官,见证或直接参与了国共两党的对决,枪声一旦响起就再也没有一刻消停过。
  1946年白家移居上海,住在虹口的多伦路。对于白先勇的肺病,白家上下依旧不敢掉以轻心,便决定安顿其与佣人移居虹桥路花园洋房疗养,病后入南洋模范小学读书。在上海虹桥花园养病和念书期间,白先勇随家人到大世界、沙逊大厦(和平饭店)、黄浦滩(外滩)等地游玩,又到美琪、国泰、大光明等戏院观看梅兰芳、俞振飞等京昆剧大师的演出。“我迷昆曲,父亲不迷,在桂林的时候他偶尔看看桂戏。在台湾,和我母亲一起去看看京戏。”说到昆曲谈及自己同父亲间的喜好不同,白先勇也是笑逐颜开,“不过,我父亲从不反对我看戏,他是一个很传统的中国人,从不觉得戏曲是糟粕”。
  
  在白先勇的印象中,父亲白崇禧是个儒将,念过许多古书,特别喜欢《史记》、《汉书》,甚至都能背诵。《孙子兵法》更是了然于胸。此外,他还喜欢读世界战役战史,可谓博古通今,这也对日后白先勇在文学上的成就影响颇深。父亲即使常年在外征南战北,与家人通电话时,白崇禧总要问及孩子们的成绩,白先勇开玩笑说:“我们小时候,成绩单决定我们在家里家庭地位的排行,我休学4年多,后来拼命念书,因为家庭环境如此。学习好才有家庭地位,所以我就拼命读书,考最好的学校……我知道他心里最喜欢四哥和小弟,但是也很器重我,因为我成绩特别好,各门功课都考第一。”这段经历,在以后也被白先勇写入了自己的成名作《寂寞的十七岁》中。
  1948年白崇禧赴汉口就任华中军政长官后不久,白家在夫人马佩璋的率领下离开了上海去往南京,接着又马不停蹄地在中山码头乘上了开往汉口的船舶,由于时局形势的突变,立足未稳的白家又踏上了南下广州的火车。海水潮涨潮落,世事变幻无常,1949年9-10月间,白家举家来到了又一座异乡的码头,静候着开往香港的船只,只是这次不再是普通的迁徙,而是逃难!谁都不曾想到,白崇禧这一时期个人的政治、军事生涯会对白家整个家族未来的走向埋下如此沉重的伏笔。
  
  
  台儿庄智勇克敌,四平战痛心疾首
  
  每当说起自己对父亲的评价,白先勇往往会一下子兴奋起来。“他绝对是一位军事奇才。”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白崇禧的军事才能,始终没有得到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这也正是白先勇写作《仰不愧天》的最大原因所在。
  “七七事变”的炮声彻底摧毁了国民党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求全的美梦,身在桂林的白崇禧责退桂系幕僚“蒋介石是一个出尔反尔之人,唯恐对白不利”的劝谏,毅然决然地奔赴南京与蒋携手抗日……从闻名天下的北伐英雄到一代抗日名将,白崇禧一生的戎马生涯,可算得威风八面,战功显赫,由于他在指挥作战时足智多谋,故留下了“小诸葛”这般美名。但在晚年,他对儿子白先勇讲得最多的就是两场让他永生难忘的战役:台儿庄会战以及四平之战。对于前者,老人总喜欢极尽所有自豪、骄傲的词汇来描绘当时的空前盛况而觉后快,而后者却是他心头挥之不去的遗憾与伤痛。
  台儿庄一役前不久,白崇禧随蒋乘坐专机飞往徐州,并留在前线,协助李宗仁调度国军。李宗仁深感当时的军队远不够御敌,白崇禧便帮李宗仁从周边调动了数万大军布防。
  血肉横飞的战场,喊声杀声震天的搏杀,台儿庄会战的壮烈让人难以忘却。面对四面云集的日寇大军,白崇禧与李宗仁却是从容不迫,歼灭一万余名日军。受到自明治维新以来军事上的首次大挫败,被激怒的日军调大军倾巢而来,白崇禧审时度势地与李宗仁商讨,拟计赶紧撤军,不与日军正面硬碰。“我父亲为了部署撤退,几天几夜都没能合眼。后来他带兵在撤退途中,骑在马背上睡着了,好几次都从马背上掉下来,掉到了田里头。台儿庄会战是战时打得漂亮,撤退更是漂亮,让日本人扑了空,重要的就是把军队也保持住了。”
  然而,史书留给伟大的台儿庄,却只是区区语焉不详的记载,甚至还遗漏了父亲的功绩,对此白先勇感到痛心疾首,“台儿庄不是李宗仁一个人指挥的,我父亲在这一场会战中同样扮演了相当关键的角色。我希望唤醒大家对历史的重视,访问所有参与的人、收集所有资料,国民党应该好好写一本民国史而非党史,这是当务之急。”
  至于国共四平之战,在白崇禧心头却是另一番滋味。白先勇曾写下长文详尽记述了此战。当时国共两军在四平街各自屯积了十万大军,战事陷入僵持阶段,白崇禧指挥国军在四平街击败林彪部队。林彪率部急速后撤,蒋介石却急令调回白崇禧,赴南京改任国防部长.……几年后,当林彪卷土重来时,国民党败亡的命运已定。在晚年的聊天中白先勇深感父亲的痛心疾首,经得住岩洞的潮湿、受得了左腿锁骨的断裂,抗得过疟疾肆虐的白崇禧却始终难以抚平四平一役留在心口的伤处。
  1949年底,被中共军队从广西打退到海南岛的白崇禧,接到已退至台湾的蒋介石邀请,赴台“共商善后”,白崇禧再一次选择了亲赴“鸿门宴”。在父亲晚年,儿子真正明白了父亲当初做此选择的用意,“我父亲他其实很清楚自己去台湾的境遇不会很好,但他觉得他这一辈子就是追随着国民党,他的决定有种愿意与国民党共存亡的悲壮。他去台湾时没有带一兵一卒。如今我体味他当时的心境,或许,他的选择就是为了向历史交代。”
  
  与蒋恩怨纠结,赴台落寞岁月
  
  白崇禧在台湾的家安在台北松江路27号的一处老宅子,条件并不好,用白先勇的话来形容就是“台风来的时候还漏雨”,而白崇禧的命运也恰似这幢老宅一般“屋漏偏逢连夜雨”。 1952年冬春之际,留在香港念书的白先勇被父亲叫回了台湾,过去因为战争,白家一家老少总是聚少离多,此刻他们一家人终于可以团聚一起,“安然”度日了。
  然而,望着父母紧缩的双眉,憔悴的容颜和沉重的心情,白家上下几近郁郁寡欢,也让心智成熟的白先勇渐渐感受到了父亲艰难的政治立场,在白先勇的眼中,父亲白崇禧是一个值得骄傲的人,经历过大风大浪,却又能随遇而安。
  直面政治上的挫折,白崇禧用保持沉默的一贯低调与退让,独自背负着所有是非曲直。上世纪50年代中期,约旦国王胡笙赴台与白崇禧会面时曾邀请他访问中东,但在得知当局害怕其在宗教界“另起炉灶”时,白崇禧主动退让,黯然离开了他一向虔诚待之的教会。
  事实上,白崇禧在台的政治上的举步维艰与他和蒋介石的屡次过节脱不了干系。“我父亲与蒋的关系极复杂,恩怨敌友始终纠缠,我父亲不是唯唯诺诺之人,他在蒋先生面前不是‘Yes Man’,而是犯颜直谏。别人看到蒋先生怕得不敢说话,我父亲则是平起平坐,该讲就讲。蒋先生有时听他的,但也常常有犯了蒋先生的忌的。”白先勇对父亲与蒋介石间的是是非非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的结论是,他们两个人没有真正处好,是很大的一个遗憾。”
  对于非黄埔系的白崇禧的军事才能,蒋介石自是厚爱有加,可是蒋对白崇禧的态度始终保持着几分暧昧、猜忌乃至仇嫉的一面,蒋介石在宁、汉分裂时期第一次下野复职后不久,甚至下了“抓到白崇禧就把他杀了”的狠令。从北伐、抗日到内战,白崇禧都是蒋介石的核心军事幕僚,但蒋介石忘不了白三次拒绝自己的收买,对自己三次下野都与白崇禧有关更是怀恨在心,深感其才能愈突出对自己的威胁愈大,可谓“爱其才,却恨其不能彻底臣服”。白崇禧对蒋不采纳其建议导致国共内战东北失守引为毕生憾恨,蒋则将上海溃败归罪于白牵制汤恩伯主力部队,这一系列的是非产生的恶果就是一切都成了摆上台面的历史公案。
  在台湾,庞大的“桂系”已沦为烟消云散的往事,剩下的只有来自蒋单方面包围下的“历史清算”。1954年的“国大”一届二次会议上,身为“国大代表”的白崇禧受到弹劾,指责白的罪状主要是莫须有的侵吞军费公款和不尊统帅调兵命令云云,白崇禧气愤不已,据理力争,用充分的事实和理由为自己辩护。最终,弹劾之事不了了之,但一代名将白崇禧所受的屈辱和打击于此可见一斑。
  除此之外,白崇禧深知自己在1947年任国防部长时提交的有关“二二八”事件的报告对台湾人民多有缓颊的做法也让对这段历史深为忌惮的蒋家父子心怀仇意。“我到台湾时才十几岁,那时很多四五十岁的台湾人跟我讲‘二二八’时说,要不是你父亲在这里,台湾人就遭殃了……父亲救了很多本要拉去枪毙的台湾人性命。他当时有几道重要命令:制止滥杀、学生复学、请逃到山里的原住民下山。我父亲跟蒋介石报告要撤职查办柯远芬(时任台湾警备总部参谋长),因柯说‘宁愿错杀九十九,不要放过一个’,马上被我父亲纠正‘不行,宁放九十九,不能错杀一个’。”
  除了那些历史上的“公开”、严苛的“清算”和细节性的“刁难”,日常的秘密监控却如阴云一般整日笼罩着白家,一双双躲在暗处的眼睛总是让白家上下凉透脊背。白家对面的派出所常年驻扎着情报机关的监视人员,白崇禧虽身为一级上将,也有随从副官,但白家人员的出行总有监视人员的尾随。有一次,白家一家人外出看戏,白崇禧的夫人马佩璋察觉到了在远处观望的便衣,便多买了几张票,让白先勇送给他们,请他们一起看戏,这几个便衣当时羞愧的表情,让白先勇终生难忘。
  “一个对国家有功、晚年到台湾与国民党共存亡的人,却没有得到起码的尊重。最莫名其妙、最不应该的是监控,我父亲已到台湾来,竟还派特务跟踪,这是对父亲最大的侮辱。”谈及年轻时亲历过的尾随监视,白先勇依然难以抑制心中的愤愤不平。
  “忠肝义胆,仰不愧天”,在白先勇看来,父亲留下的这幅笔墨是对他在台湾的心境最好的写照。11年间,父亲无数个落寞英雄般的凄凉背影在白先勇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凄凉冷落,唯此却更显英雄本色。
  
  父母包容转系,叩开赴美之门
  
  白家严谨的治学家风与白崇禧爱才若渴、重视教育的品性割舍不开,尽管深陷困境,他还是把无亲无故的林海峰送往吴清远处学习围棋。而作为亲生儿子的白先勇更是发奋苦读,“国英数理,不分昼夜,专想考第一,哪怕不喜欢的科目也背得滚瓜烂熟”,在高中毕业考试中排名全县第五,使得他获得保送的资格。此时的白先勇虽已经萌生了“作家梦”,但一个更宏大且切合实际的理想侵蚀着个人化的“梦想”,最终,白先勇选择了台湾成功大学水利专业。
  无休止的实验、绘图、公式加上机械式的计算压迫着每天的生活,一年枯燥的生活让白先勇当初的那份理想与豪情消磨殆尽,笔杆中无意间滴落的墨汁,一册偶遇的《文学杂志》再次勾起了他对远在彼岸的文学的渴望。
  下了“重考大学,专攻文学”的决定后,白先勇对冒险的人生抉择也是心存忌惮,毕竟文学相对于水利工程而言太过“务虚”。因此,白先勇决定缄口不语,先斩后奏,打算成功之后才向父母坦白,于是便瞒着家里悄悄退了学,回忆至此,白先勇笑言当时自己若没考上的话,“那就麻烦大了”。
  一年后,白先勇如愿在台湾大学外文系录取榜单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在白先勇真挚解释下,父亲也不再坚持,接受了人各有志,再难改变的事实。“我父亲有个优点,虽然他很强势,但是讲理,你能以理服人就可以。我向他表明了自己从文的志向,他最终表示理解。”父亲的包容与尊重令白先勇至今心存拳拳感激之情,在成年以后,白先勇甚至坦诚公开了自己的性倾向,父亲最终也顺利地接受了儿子的想法。
  与白先勇同年入学的同学可谓卧虎藏龙,白先勇有幸结识王兴文、欧阳子等一批学贯中外的翩翩才子。大二暑假结束,白先勇满怀憧憬的文学梦想以及创办杂志的构想进入落实的实际层面……《现代文学》的问世几经波折,从稿源到印刷一干事情都颇不容易。儿子创办杂志的设想得到了父母的理解和支持,白崇禧甚至从朋友处筹措到十万元基金加以资助,唯一的要求是本金不动,只能动用利息,于是乎,办杂志所需要的“资金”这一首要问题也因此得以迎刃而解。
  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青年中流行着这样一句顺口溜:“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可见期待赴美留学俨然成了当时的一股社会风气,而自幼在教会学校打下的扎实英语功底似乎在冥冥中注定了白先勇未来所要走上的道路。
  不久,爱荷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寄到了白家,此外还提供了全额的奖学金,但就在白先勇收到通知后不久,素来坚强的母亲的病情突然恶化,最终还是被病魔夺去了生命。相濡以沫了大半辈子的老伴就这样撒手人寰,与自己永久作别。在白崇禧刚强的外表下,白先勇却体尝到更多来自于父亲内心深处的剧痛,面对死亡,曾经叱咤风云的白崇禧却显得那般无力,而对于白先勇自己而言,何尝不是如此?
  
  送儿泪洒机场,《国葬》缅怀慈父
  
  母亲葬礼过后不久,古稀之年的白崇禧亲自陪着儿子来到了松山机场。为了抵御阴冷的寒风,白崇禧不但穿上了夹克式棉衣,还特地戴上了绒线帽。话别之时,父亲一反常态,步步相依着送白先勇到了飞机梯下,曾经那个喜怒不形于色的“白大将军”,如今却在送别亲儿的一刻百感交集、老泪纵横起来,“母亲走后,父亲真的很孤独,但是他却并没有挽留我”。当年送机的一幕历历在目,斜阳渐渐隐没在云层的彼端,轰隆的引擎声让人耳根发麻,飞机径直向着彼岸前行,父亲的背影越来越渺小,一切都平淡无奇地运转着,只是谁知那竟是白崇禧与儿子最后一次相聚。
  到达美国之后,白先勇非常惦念父亲,在留学的四年间,无论学习和写作再过繁忙,与父亲之间的书信往来始终没有耽误过,“母亲不在了,在台湾那时的政治环境下,父子交流或许可以成为父亲晚年寂寥生活的最大慰藉。那时我常把在美国的学习和写作的情况写在信中,以免父亲的牵挂” 。
  孝顺的白先勇知道父亲一生喜欢打猎,虽然晚年已不再打猎,但他领到在美国工作后的第一笔薪水后,还是专门为父亲挑选了一件猎装式大衣,他相信父亲穿上自己买的大衣,一定会暖在心头。学成之后,白先勇定居美国,过起了教书育人的新生活,执教之余,一部试图描绘父亲一代人艰难遭遇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渐渐涌上白先勇的心头。正当创作文思如涌,一口气写下了《游园惊梦》、《永远的尹雪艳》、《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之时,噩耗却从台湾传了过来。“三哥告诉我父亲突发心脏病去世的消息,我很震惊,太突然了!之前我也没有任何感应。我当时的反应现在想来也很有意思,我没有落泪,却静静地默哀了一晚上,一夜无眠。我想,父亲是那么强的一个人,因此,我只能对他,对他那个逝去的时代,觉得悲凉。”伴随着太平洋上空十几小时的飞行时光,窗外的浮云仿佛记载着自己与父亲过往的点点滴滴,四年前的“送机”不过是这次旅程的逆流而上,可是如今却是彻彻底底的物是人非。
  斯人已逝,恩怨即了,白崇禧的去世也意味着白蒋之间的恩恩怨怨画上了永远的休止符,蒋介石不但亲自题颁了“轸念勋猷”的挽联以及“旌忠状”,还以“国葬”的规格为自己这位爱恨交加的“本党同志”送行。
  “一个十二月的清晨,天色阴霾,空气冷峭,寒风阵阵地吹掠着。台北市立殡仪馆门口,祭奠的花圈,白簇簇的排到了街上……”短篇小说《国葬》的结尾,正是小说集《台北人》的收官,也是白先勇用自己独有的方式为自己与父亲的半生缘画上的最出彩的惊叹号。如今,耳畔已不再回响起雷鸣般的敬礼声,父亲白崇禧一生的辉煌且跌宕起伏的人生却仿佛凝固在《国葬》的每一个文字之中,“在我美国家中,迎门有副对联‘文治武功从所好,和风时雨与人同’,这是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手书给我父亲的。父亲过世后,子女清点遗物,我带走了这个作为纪念,我自己也很喜欢这幅字,这么平淡的两句话,正隐含着我与父亲这一辈子的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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