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是国家吗【以笔作枪的巴勒斯坦“鲁迅”】

发布时间:2020-03-13 来源: 幽默笑话 点击: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悼辞中说:“赛义德向西方介绍阿拉伯和伊斯兰,又给阿拉伯和伊斯兰推引西方。他的辞世,对美国和中东都是损失。   9月25日,美籍巴勒斯坦学者、艺术评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我认作巴勒斯坦“鲁迅”的爱德华?赛义德(又译萨义德)先生,在纽约因白血病去世,终年67岁。从互联网上看到噩耗,我顿感悲戚怆然,心中不是滋味。
  
  “我穿越了东西方之间专横武断的分界线,进入到西方的生活中……”
  
  赛义德是我非常崇敬的一位伟人,堪称不同文化成功组合的典范。首先让人叹服的,是他学贯东西、博学多识。他是阿拉伯人,但信仰基督教;身为巴勒斯坦人,却持美国护照;母语是阿拉伯语,但精通西方文化;生于三教圣地的耶路撒冷,却长期生活并仙逝于作为现代文明熔炉的纽约。
  赛义德少年时在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埃及开罗求学,从小就表现出对英语文化的天赋。在开罗读中学时,老师对他的评语是:其他科目平常,但英语作文有特长。这或许与他所接受的家庭熏陶有关。赛义德的父母是耶路撒冷的大户,在家中都讲英语,母亲喜爱文学和音乐。这样的家庭背景为他后来事业的成功打下了基础。
  赛义德15岁赴美,先后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并成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的教授。他的专业是西方音乐评论,弹得一手好钢琴。一生著作十几部,最著名的是《东方学》(已译为包括中文在内的14种文字)。他在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的150多个大学讲过课,他的政论文章经常见诸美国、英国和阿拉伯国家的报刊。
  笔者曾客居中东和美国,深知一个阿拉伯人,能够精通连一般西方人都望而却步的英语文化,在美国立稳脚跟,成为世界知名大学者,并在东西方之间架设沟通桥梁,确属不易。在《东方学》一书中,赛义德说:“我穿越了东西方之间专横武断的分界线,进入到西方的生活中,但同时又保持与我最初所来之地的有机联系。”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悼辞中所说:“赛义德向西方介绍阿拉伯和伊斯兰,又给阿拉伯和伊斯兰推引西方。他的辞世,对美国和中东都是损失。”
  
  《东方学》: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里程碑式的论著”
  
  赛义德不仅是博学家,最令人钦佩的,在我看来,他更像鲁迅先生,是个战士,以笔作枪,不畏权威,勇敢地向强者挑战,替弱者仗义执言。他没有沉浸在象牙塔的高贵之中,而是用锐利的笔,着力、鲜明地针砭时弊。
  赛义德1978年出版的《东方学》被誉为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里程碑式的论著”,在世界学术界兴起一片后殖民主义的反省声浪。赛义德充分肯定伊斯兰世界和整个东方世界对人类文明所做的贡献,批判了传统的西方对“东方”的偏见与傲慢。他认为,“东方主义”既是学术研究的概念和思维方式,“也是西方对东方的统治、重构和拥有权威的方式”。他指出“东方”和“西方”的地理区分,是人为建构的,“东方”的概念有着自身的历史遗迹、思维、意象和语汇传统,这一传统使其能够与“西方”相对峙而存在。西方自认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东方则是“异己”。西方对东方存在无知和偏见,批评不仅片面,还有贬义与非难,背后隐藏着陈旧而又高傲的面孔,企图支配和君临东方国家。东方经常被冠以五花八门的消极特征:无声、淫逸、阴弱、专制、落后、非理性;相反,西方总是被赋予积极的特征:阳刚、民主、理性、道德、强悍、进步。赛义德的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影响了整个东西方文化和政治的研究方向与思考态度,直至今日仍有现实意义。譬如,西方对我国就有文化和政治层面“东方主义”的认知偏见,总觉得我们有些地方不顺眼。在“非典”的时候,美国的媒体不谈疫病,反而津津乐道中国政治朝何处去。
  赛义德的《东方学》替东方的弱者出了口气,刺中西方有些人的痛处,在美国学界并不受欢迎。他给阿拉伯和伊斯兰正名,在犹太教授扎堆的哥伦比亚大学所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我在纽约期间,在公立图书馆竟找不到《东方学》1995年的再版书。一次讲座中,我见到了与赛义德同样知名和让我尊敬的大学者―――普林斯顿大学阿拉伯伊斯兰历史教授伯纳?路易斯,当我问及他对赛义德的看法时,他说,赛义德连有些基本的史实都搞错了,他更像政论家。
  其实,在我看来,赛义德无疑对理论和史实都了如指掌。他的可贵是他直面人生的勇气、对知识分子使命感的忠诚以及思想与行动的合一。
  
  巴勒斯坦事业在美国的代言人,除阿拉法特外最有名的巴勒斯坦人
  
  赛义德是巴勒斯坦人,虽遭受灭国流亡之苦,却仍执著坚定地投身巴勒斯坦事业。他抨击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侵害巴勒斯坦人权。他不否认犹太人在历史上遭受的流放和大屠杀,但他指出以色列不应把创伤和痛楚转嫁到巴勒斯坦人身上。他的一篇政论说:“还要多久,反犹和大屠杀的历史才不再被用做不受批评和制裁的护身符?还要多久,以色列的政策才会使加沙人不像纳粹受害者一样泣涕涟涟?”
  他批评美国的中东政策,痛心地说,在全世界包括美国,巴勒斯坦问题只是茶余饭后闲聊的话题。他批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签署奥斯陆协议,指责阿拉法特出卖民族利益,并愤然辞去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他还提出不但要解放巴勒斯坦领土,还要解放巴勒斯坦人民,给他们尊严和人权,为此,他被巴勒斯坦同胞戴上“反和平”、“不现实”的帽子。以色列和美国的犹太人更把他列入黑名单,有人用暗杀恐吓他,还有人在他哥伦比亚大学的办公室纵火。不过,赛义德并非一味左倾,他也主张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相互承认对方的苦难,赞成和平、和解,在公正平等的基础上实现共处。
  赛义德成为巴勒斯坦事业在美国的代言人,也是除阿拉法特外在全世界最有名的巴勒斯坦人。2000年年中,以色列撤出占领多年的南黎巴嫩。赛义德随旅游团来到黎巴嫩一侧的边界,拾起一块石头,愤怒地向以色列方向扔去。这一情景被记者拍摄并发表出来,引起美国犹太人的非议,有报纸称赛义德是“恐怖主义教授”。后来,校方出面作保,说他扔石头时没有对准任何人,也不触犯任何法律。
  
  “永远的流浪者”
  
  我在2000年曾到以色列工作,亲历以巴冲突的恩恩怨怨,目睹耶路撒冷老城巴勒斯坦人对犹太人冷漠的目光,加沙被以色列军队推倒房屋而栖身帐篷中巴勒斯坦人的泪水,以及以色列撤出南黎后对面飘舞的旗帜,不禁深深同情巴勒斯坦人遭受的占领、压迫和不公正待遇。
  除作为学者和战士,赛义德还是个性情中人。得知罹患白血病后,想到可能不久于人世,赛义德1999年出版了回忆录《乡关何处》。书中以抒情哀伤的笔调描写了儿时的生活。书中提到:这本回忆录,在某一层次上,是我在深感时间紧迫、来日无多之际,重新演绎这场背井离乡的体验……我必须协调暗含于我自己生平中的各种张力和矛盾。
  赛义德的一生充满冲突与矛盾,徘徊在国家、民族、宗教、文化的失落与错位之中,是个“永远的流浪者”。我在想,正是由于看透了西方文化的本质和中东冲突的现实,赛义德才积淀出“斜阳孤影叹伶仃”的寂寞感;也正是这些流浪和矛盾的经历,造就他丰厚多彩的思想
  赛义德在回忆录中写道,父亲“维多利亚式”的严厉管教促成他日后的成就,“我没有闲暇和放松的概念,每天都像新学年开始一样紧张”。而他仰慕、给他鼓舞和疼爱的母亲,培养了他对文学和音乐的兴趣。我在以色列期间,多次游历耶路撒冷老城,每每走在高低不平、狭窄蜿蜒的石板路上,恍然看到身旁走过当年怯生生的少年赛义德……
  林语堂曾把鲁迅比喻为“白象”―――象多为灰色,白象因而稀罕珍奇。赛义德也像鲁迅,是位难得可贵的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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